5月25日,商务部正式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首次就中美经贸关系发布权威报告。该报告不仅充分阐明了我国对两国经贸合作的立场和观点,揭示了双边经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而且表达了我国希望通过加强互利合作,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发展的诚心和信心。该报告的发布,对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互信,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减少贸易摩擦和争端,促进双边经贸平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一直是横亘在两国深化经贸合作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2016年美方统计的对华逆差额高达366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48%。因此,尽快解决美对华贸易逆差,促进中美贸易平衡成为美国的重要关注点。只有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产生的根源,才能为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提供一把“金钥匙”。
当然,解析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有多个角度,除了报告中提及的两国在统计方法的差异、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产业分工以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从贸易增加值视角看,加工贸易中间品增加值的重复计算,使美对华贸易差额被夸大。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生产链条呈现出分散化和国际化的特征,形成了一个跨国的供应链和利益分配链。近年来,全球价值链贸易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的60%以上,表明了全球价值链现象的重要性。因此,只有从增加值和价值链的角度分析才能看到国际贸易本质所发生的最重要变化。特别是对于“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由于对美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占比较大,因而被重复计算的增加值就比较多。据OECD贸易增加值核算,在2011年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中,49.1%都是源自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这就无形中增加了中国的贸易顺差额。2015年德银的一份报告也认为,在中国对美的货物出口额中,约37%来源于全球供应链上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中间品价值。报告经计算加工贸易影响后得出,中国或只占美国年度贸易赤字的约16%,仅略高于第二位日本的13%和第三位德国的11%。若从贸易顺差占本国贸易总额和GDP之比的角度看,中国则会位列日本和德国之后。可见,如果剔除双方因统计方法差异导致的贸易差额,以及因重复计算的中间品增加值,中美贸易不平衡数字会大幅减少。
其次,从跨国公司视角看,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通过贸易互补、进口替代、顺差转移等效应助推了中美贸易顺差的扩大。来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的动机以成本寻找型和市场寻找型为多。成本寻找型的跨国公司往往将其生产的产品返销回美国,于是产生了贸易互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的出口。市场寻找型的跨国公司,其产品主要在中国销售,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美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产生了进口替代效应,减少了中国的进口,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其他国家的成本寻找型跨国公司除将产品返销回国内外,也有将美国作为主要出口国的。于是这些跨国公司便将投资国原有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给了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华贸易顺差额。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中,50%以上来自于在华的独资和合资企业。中国海关曾在2005年测算,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贸易,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华逆差将下降30%。尽管多年后的这一数据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毋庸置疑,跨国公司是美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制造者。
再次,从储蓄—投资视角看,美国长期的储蓄—投资缺口,导致全球过剩储蓄流入,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基于储蓄—投资缺口理论,美国较高的投资率与较低的储蓄率形成了严重的储蓄—投资缺口。当美国总支出超过总产出,全球大量过剩的储蓄进入美国,特别是亚洲国家高储蓄率,弥补了美国国内储蓄的不足,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支出意愿。这种储蓄、消费结构的失衡,也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
最后,从产业结构上看,美国过分强调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缺失。20世纪中期以来,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美国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产业逐渐由制造业向信息化、虚拟化方向发展,传统制造业或转向海外发展,或在本土向服务业转移,致使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70%,形成了服务贸易出口顺差、货物贸易出口逆差的格局,成为影响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根源。
可见,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彻底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通过一两个“百日计划”就能轻易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相信,只要中美双方加强沟通,历史、客观、全面地看待中美贸易失衡产生的根源,充分认识到“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利益顺差在美国”的现实,中美双方一定能找出更多、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继续成为互利共赢的经济伙伴,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