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薇薇

访谈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士林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冯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段霞

在刚刚过去的10多天里，人们的目光被中国地图牢牢吸引。先是位于京津冀的雄安新区横空出世，紧接着南方的粤港澳大湾区新政出台。这一系列新城新区的政策出台，似乎预示着我国城市版图又一轮调整升级，这对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走向将带来哪些影响。本期“专家谈城市”，特邀请3位专家就新城新区的发展展开讨论。

经过三十多年发展的新城新区，目前面临适应新需求的转型和创新发展问题

主持人：最近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话题热度很高，印象中这些年国内的新城新区也很多，不知道该怎么认识和看待此轮新城新区的发展定位？

冯奎：说到新城新区，先要了解它是为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方面发展需要，经由主动规划与投资建设而成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包括国家级新区、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城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谱系。截至目前，这个谱系以19个国家级新区为龙头，包括7个经济特区、219个经开区、145个高新区、11个自贸区，以及其他数以万计承担一定功能的新城新区。

英国、法国、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都出现过新城新区。相比而言，中国的新城新区更广泛、更深刻地嵌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新城新区是巨大的引擎力量，强力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又在新城新区中得到最充分、最直接的应用，新城新区因此一次次地获得发展的新动能。

在新城新区的谱系中，作用并不相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深圳经济特区，90年代的上海浦东新区以及刚刚建立的雄安新区，在众多的新城新区中，承担着极其重大、历史性、全局性使命。

刘士林：回顾我国新城新区的发展历程，应该说主要分为两代。第一代以1979年设立的蛇口工业区为起点，主要是各省市在原农村地区设立的工业园区、大学园区、科技园区等“功能单一”的新城市化区域。第二代以1992年浦东新区的设立为标志，主要是在原中心城区边缘或之外新建的，在行政、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具有相对独立和较大自主权的综合性城市中心。现在面临的主要是第二代新城新区的转型和创新发展问题。原因在于，它们在最初规划和建设时，城市发展理念比较滞后，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同时空间、产业、信息化、公共服务等专项规划也已落后于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

雄安新区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三代新城新区的代表，它不是简单地圈一块地、上一批项目、设几个机构和投一笔钱。而是作为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短板”以及在总体上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胜负手”来策划和推出的。对雄安新区的表述，包含了我国新城新区建设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我认为，第三代新城新区的主要产生方式将会有两种：一是在国家战略布局的空白点上“落子”，以占据新的战略要地的方式，盘活我国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棋局”，比如雄安新区；二是通过对新城和老城的功能优化和布局调整，从而形成有利于国家战略实施和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和新支点，比如粤港澳大湾区。

雄安新区代表着新城新区依靠质量增长，实现创新发展的阶段真正到来

主持人：从专家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大家认为雄安新区代表着未来我国新城新区的发展方向，那请问，您认为未来的新城建设要具有哪些发展理念呢？

段霞：中央设立雄安新区是要打造一座可以集中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的新城，新在哪里？新就新在这座城市一开始的产业结构就是以服务经济为主，要建设的是一座后工业形态的新型城市。那么，这座城市与在流水线和制造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工业城市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城市不再是以物质财富创造和物质文明为唯一导向，而是以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为目标的人性化城市。改变那种一心寻找开发机会、追求发展速度与业绩的资源配置模式，探索在京津冀这样的人口密集区保证公平与效率的管理办法，在户籍、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重新设计一套运行机制，创造让就业者、创业者安心舒心、百姓感到幸福的社会环境。

其次，要从解决工业社会遗留的城市病问题，具体说就是缓解首都承载压力任务出发，来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与服务。大城市病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职住分离，带来通勤时间长、交通压力大、加重空气污染等。在雄安新区初期100平方公里的建设规划时，空间布局就要考虑从集中走向分散，从整齐划一改为灵活适应，从宏大气派到小街小巷小尺度的生动街景，多中心自成体系微循环，将职、住、休闲消费有机融合，人与自然、社区与园区协调共生。

第三，要基于后工业社会的优势资源来培育发展新动力。后工业社会最大的优势资源是知识与网络。二者结合可以创造一个低能耗零废弃、水城融合的宜居城市，可以建设一个随时感知市民需求、无缝对接解决城市问题的智慧响应体系，可以培育一个人人参与城市治理、消除社会隔离的城市低成本运行模式，也可以创造弹性工作时间、灵活充分的就业形式，建设一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特色新城。

冯奎：与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所处历史阶段不同的是，雄安新区批准建立之时，中国新城新区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过去。雄安新区的建立，不是预示着新一轮新城新区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恰恰相反，雄安新区代表着新城新区依靠质量增长，实现创新发展的阶段真正到来。

城市协同、融合在增强认识的基础上，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转变和区域安排

主持人：不论是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周边城市，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间，都面临着城市协同、融合的问题，在新城新区的发展中要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段霞：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跨国公司的生产企业可以遍布全球，决策资源与核心要素却高度聚集在少数超级城市，这些城市的功能与问题累积，又不得不从传统的单中心转变成为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区域或城市群。城市群已经成为21世纪国家间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

而我国的城市群发展难以满足产业发展的空间需求，难以按照统一的就业市场配置资源。中国的区域市场被行政边界分割、撕裂、破碎化，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生态环境这些城市群共同的关注领域如果没有高层协调，很难推进其共建共享与分工协作，更难以达到实现低成本、大运量、快速高效、各类交通转换灵活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引导各类城市的产业协同发展与人口有序流动。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大都认识到这种趋势，也在与本地区的各类城市相互联结、相互借力以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不同类型的城市和城市群面临的协同问题不完全一样。

比如在京津冀地区，如何摆脱首都单中心的虹吸效应，培育更多的大中小城市成为多中心多节点，各自可以在市场环境中存续、发展，形成对首都城市的反磁力，这是让协同发挥效应的关键。目前北京与河北的断崖局面不解决，各行业、企业观望，做增量不动存量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也是雄安新区必须突破的难题。

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来说，这是珠三角9+2城市发展到今天的内在需求，港珠澳大桥通车后香港至珠海的陆路通行时间缩短到半小时，区域内要素流通更加便利了。这些城市面临的问题是，在经济转型的困难时期，如何从传统制造业转型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如何突破关税壁垒，进一步联手融合的问题。在发达国家60%到70%的就业岗位都是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这种转型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之中，城市协同的一个共同问题显现出来：如果没有大的制度转变和区域安排，城市协同也好，融合也罢，将会困难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