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薇薇

城管在很多人心中被定位为负面形象，甚至有人质疑为何需要城管的存在。对这个问题专家怎么看？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

记者：当前我们的城市为什么需要城管？我们需要一支什么样的城管队伍？

刘士林：和人口稀少、集聚程度很低、生产生活方式简单、社会交往松散、文化需求素朴的乡村不同，城市的基本特点是人口多、密度高、生产关系多元、社会利用复杂、需求多样化且“众口难调”，因而是一个特别需要组织、规范、规则、契约和法律法规的人类集聚空间。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人口基数大、城市化速度快、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管理经验不足等原因，一直处在最需要一流城管但实际上城管水平又不是很高的尴尬中。

我曾把“不讲规矩”看做是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三大问题之一。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口众多而密集、生产和社会关系格外复杂的城市，明显是一个最需要“规矩”和遵守游戏规则的空间。但长期以来，当代人却缺乏“讲规矩”意识，这其中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比如对城市化带来的新规则、新程序不够熟悉，或者有些新制度、新举措与人们的愿望和需要不完全吻合等等。而在种种“不讲规矩”中，最可怕的是想方设法“打擦边球”和“钻空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和成本。

就此而言，我们特别需要一支和中国城市化的国情、民情、社情等相适应，能够有效应对城市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人口迅速膨胀、社会失范行为激增等现实的城管队伍。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中国城管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在形态和机制上的复杂性以及在应对处理时需要组织、动用、管理的资源和人力，是绝对不可以按照1：10这种简单类比思维来设计和配置的。在城管这个重要领域，我们必须探索走出自己的路来。

记者：您认为目前城管队伍的负面形象该怎样扭转？

刘士林：城管目前的负面形象的确比较严重，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基础的很可能是对中国城市化的认识和研究不够，既没有办法把握它的规律和特点，也不能预测它的问题和风险。这是我们的城管在现实中总是给人简单粗暴，无法实施有效管理的根源之一。

中国的城市化可称为巨国型城市化。巨大的国土面积和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两者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既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异常复杂和分外曲折，也是导致城市很难管理甚至是“越管理越乱”的深层原因。

城市是一个超级复杂系统，城市管理要应对这种复杂性，必须首先了解这种复杂性，这就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复杂机制，超越各种简单化思维和方式，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建设足以应付这种复杂性的城市管理政策、队伍和平台。这是迟早要补的一课。

实施科学化、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城市管理，目前可以说只是刚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现在最需要的是为综合管理治理做好系统性的设计。一是建立和不断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长期以来我们在规章制度上比较粗糙，与城市管理的实际需要不相匹配。二是加大执法队伍的正规化培训和锻炼。以前城管招聘人员很随意，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淡薄，这点在当下亟待改变。三是大力引入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智慧管理水平，降低城市管理的成本。四是建立智库平台，及时监测城市管理、城市舆情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做好各种预研究和应对预案，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