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服务供给速度被人口流入城市的需求速度“超车”，造成部分地方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出现城乡之间的“逆向不均衡”。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与这些人口有关的公共服务保障也要随之“进城”。为此，在政策设计上，需要进一步解决政策、规定之间“互相打架”的现象；同时，应建立分类投入机制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百姓对“择校热”“学区房”不满意，原因就是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要想治本还是要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发展。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教育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学校承受的压力随之增大，不少城市学校出现“大班额”现象。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在实施“教育改薄”后，尽管办学条件大为改善，但不少学校生源逐渐流失，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校舍闲置的情况。

实际上，分布不均衡的不仅是优质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不均衡也不仅仅出现在城市、区域之间。目前，部分地方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呈现出城乡之间“逆向不均衡”态势。之所以说“逆向”，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服务不均衡表现为城市优于农村，但不少地方近年来出现了农村优于城市的现象。比如，农村的乡村舞台、健身设施只有逢年过节时热闹几天，但城市里的广场舞大妈们却每天都在争空地；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服务能力逐渐提高，但进城务工人员却受制于分级诊疗，在城市医院就医“一号难求”，求医问药后还无法享受新农合报销……

村里的投入越来越大、公共服务水平越来越高，受益的人却越来越少。人去哪儿了？进城了。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指出，“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对公共服务供给结构、资源布局、覆盖人群等带来了较大影响”。换句话说，出现“逆向不均衡”，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速度被人口流入城市的需求速度“超车”直接相关。其中，既有政策设计不完善的“门槛”，也有投入机制未立足长远造成的“鸿沟”。现实中，有的贫困村只有几十户人，不少人还常年外出务工，但为了给村里通水、通电、通路，却投入几百万元。若把这些资金用于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或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效益或许会更大。

扶贫要看长远，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亦是如此。具体来说，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与这些人口有关的公共服务保障也要随之“进城”。

为此，在政策设计上，需要进一步梳理完善，解决政策、规定之间“互相打架”的现象，让好政策真正用之于民、惠之于民。比如，在农村危旧房改造中，打破城乡政策界限，按照群众意愿，对进城购房者和原址重建者给予同等补贴。尽管房子不一样，但让百姓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效果相同。再比如，新农合报销应尽快实现“异地漫游”，不能让群众为了治头疼脑热千里返乡看病。

在投入机制上，应紧贴城镇化实际，建立分类投入机制，避免资金投入“一刀切”。公共服务保障关乎民生，要让财政资金真正用在补足短板上，城短补城，乡短补乡，摒弃“农村投入要大于城市投入”的传统思维。

总之，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本质上是政策投入均等化。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群众受益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