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厉以宁、陈锡文、杨凯生、常振明、钱颖一等5位全国政协委员，就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等当前经济领域的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厉以宁委员——

中国经济尚在转型过程中

针对我国经济是否已到达探底的拐点问题，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阶段，即要从原来把速度和数量放在主要位置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效率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方式。

“如果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拐点，那么首先要问的是，当前结构调整已经结束了吗？显然没有。目前中国经济仍在不断推进转型，那种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处在转型拐点的看法不符合实际。”厉以宁委员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7年GDP增长目标为6.5%左右。厉以宁委员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长能不能超过6.5%，关键要看支撑效率的基础有没有大突破。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效率，而支撑效率有两个基础。一是物质技术基础，厂房、设备、原材料、产品质量、劳动力质量等都是物质技术基础，是保障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二是道德基础，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调节作用是重要的，而且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可喜的是，今年以来，全国上下都在努力贡献出力量，2017年GDP可能会突破6.5%”。

杨凯生委员——

目前我国金融风险完全可控

今年两会，金融风险问题备受关注。“当前各方提出加强风险管控的方针是有的放矢，目前的金融风险不能掉以轻心，须高度重视。但同时要对我国的金融稳定充满信心。”在谈到防控金融风险具体举措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认为，目前我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但也要注意，随着我国金融改革深化，市场发育水平不断提升，许多金融产品、金融交易行为有跨行业、跨机构、跨监管趋势。在此情况下，各个监管机构综合协调并非完全有效，需要对各类风险引起警惕，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特别是对现在监管没有覆盖到的一些金融交易行为、金融产品实施穿透式监管。

杨凯生委员表示，目前金融风险完全可控，我国银行不良率较低，不良贷款的增加额为近3年来最少，在2016年各家商业银行普遍加大不良贷款的处置核销力度的同时，银行存款拨备率保持在70%以上，2016年各家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超过2万亿元。

杨凯生委员认为，对于流动性风险、房地产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外部冲击和汇率风险、理财产品有可能存在跨市场风险等，有关部门都在加强管理中。比如，对资产管理，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管理办法。

在谈到去杠杆问题时，杨凯生委员表示，要积极稳妥地去杠杆，难点是如何有效、顺利、尽可能平稳地把去杠杆工作做好。目前的问题是我国企业的杠杆率偏高，工业企业的杠杆率约为167.6%，而资产负债率大概超过56%。尽管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这些数字有所下降，但是目前只能说基本保持了平稳或略降。

在谈到如何去杠杆时，杨凯生委员认为，我国的企业杠杆率偏高并非短期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要积极稳妥去杠杆，应建立国有企业的资本补充机制，国有企业的拥有者、国有企业的监管者要有资本意识，要注意让企业的资本充足率保持在稳定水平，这是企业的拥有者、监管者的责任和义务。具体来看，在与企业改革结合、国有企业的布局优化大背景下，可适当考虑在每年国有资本财政预算中拿出一部分钱补充国有资本，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积极稳妥地实施去杠杆。

陈锡文委员——

推进农业科技和经营体系创新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2015年已经开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推进，取得明显成效。”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开场白信心满满。

陈锡文委员表示，与过去的需求侧改革相比，农业供给侧改革主要有几方面不同：一是由需求方面提出的新要求迫使农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也带有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调整，即农产品的生产要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一些品种数量方面的调整。从目的上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为了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效益以及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针对如何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问题，陈锡文委员认为，最重要的是推进两方面创新。一方面，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从良种的培育到栽培养殖技术的创新，一直到后续的加工储运等，都要采取新科技，产生更高效益。另一方面，推进农业经营体系方面创新。通过城镇化推进，农村土地的经营权正在流转集中，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农民通过对土地进行托管、代耕以及购买服务等方式，也能在小块土地上享受到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带来的较高效益。

针对此前存在的玉米供过于求现象，陈锡文委员表示，通过2016年对4省区的玉米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措施以后，改革效果明显。第一，通过市场定价，农民根据价格的指挥棒调减玉米播种面积，使得供给和需求进一步靠近。第二，实行市场定价之后，价格合理回归，降至基本上和国际市场进口玉米到岸完税的价格大体相当的水平。第三，为防止农民受损，政策还明确把价格和补贴分开。即原来价格里包含政府对农民的补贴，现在把这部分补贴从价格里分离出来，由政府通过其他途径再补贴给农民。这样一来，虽然价格下降，农民的利益得到补偿。

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三农”问题的主题和主线。陈锡文委员认为，需要改革的不仅是玉米方面，其他很多农产品生产都需要进行改革。从这个角度看，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是要调优农产品，加快提升农产品质量，满足新需求；第二是促使生产过程更加体现绿色发展的理念，摆脱过去单纯依靠投入资源、化肥和农药的做法；第三是要发展新产品、新产业，丰富农产品的消费市场，提供居民更多适合的农产品。

陈锡文委员同时表示，当前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回应两方面挑战：一是回应国内需求。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品种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国内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新需求。二是应对国际市场压力。比如玉米行业，经过一年多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目前的玉米价格和进口价格差距缩小，若进一步向前推进，还有很多其他品种都需要同样的改革。

常振明委员——

债转股是企业去杠杆主要方向

“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很大，但困难也不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介绍，在取得的进展方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介绍，2016年钢铁产业去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行业去产能超过2.9亿吨。去库存方面，2016年年底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的增幅也有所下降。2016年我国的企业兼并重组也有积极进展，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这将有效推动今后的去产能工作。比如，宝钢和武钢合并，中建材和中材的重组，海螺水泥并购西部水泥等案例。

在去杠杆方面，目前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较重，今后可能以债转股为主要方向。2016年12月份，6家银行对大型央企数百亿元的债务进行整体重组，这一案例对今后市场化债转股有重要示范作用。

在降成本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工业企业去年末每100元营业收入的成本同比有所下降。但是同时，我国的工业企业在供给侧改革方面仍面临部分困难。比如，2016年虽然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都超额完成去产能任务，但更多是部分停产、半停产的无效产能，今后的工作将指向正在生产中的企业，难度会加大，这些企业退出产能后遗留的债务问题、职工安置问题等工作十分艰巨。

常振明委员认为，对企业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工作是创新，用科技的手段补短板。科技含量对于企业来说可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别人没有的我有；二是大家都有的，产品的性价比竞争力更强。要做到这个只有靠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在供给侧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互联网行业、通讯行业、高铁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是机遇，只有通过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才能使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钱颖一委员——

我国人才红利潜力巨大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必然的过程，也是一种机会。”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侧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在于能够不断持续释放人才红利。

2011年开始，我国的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2012年开始，劳动力的绝对数目开始下降。同时，工资增长速度比较快也佐证了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的趋势。

“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人才红利的潜力巨大。”钱颖一委员介绍，2015年，我国高校在校人数约为2700万人，目前每年高校本科专科录取约为700万人。高校的在学学生包括在职学生约有3600万人，这几个数字均列全球首位。从数量上来讲，我国的人才潜力巨大，但同时也对教育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钱颖一委员认为，人才红利不能只看到拔尖创新型人才，还需要在两方面发力：一方面，需要大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人才的创造性；另一方面，需要加大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人才红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区别之一是投入的时间。物质资本投入可能马上见效，但人力资本不同，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归根到底还是要提高教育质量。

在回答平衡经济稳增长与去杠杆关系相关问题时，钱颖一委员表示，在短期稳增长和去杠杆间会面临一定的挑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中有进，所以稳定最重要。目前，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去杠杆会稳步推进，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剧烈调整。同时，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确地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积极的就业政策，这些政策对稳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钱颖一委员表示，实体经济降成本不仅要关注生产经营性税费方面的成本，还要关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那些与合同签订、实施以及产权保护相关的成本。这些成本往往不是直接取决于价格参数，而是取决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政府工作报告称之为‘制度性交易成本’。”钱颖一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