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驶离毛里求斯路易港算起，“向阳红10”船在西南印度洋已航行了5天。几天的远洋征程下来，记者和许多“新大洋”们已渐渐习惯了每天在船上“荡秋千”。

来自北京大学地质专业的博士程鹏却是个例外。这个1992年出生的帅小伙是“新大洋”中第一个“倒下”的，也是目前为止晕船晕得最“凶”的。迄今，除了去卫生间，他从未下过床，更没完整地吃过一顿饭，即便开口说话，仍是一件颇费力气的事。

与程鹏不同，当慢慢适应了大海航行的颠簸，且出海的新鲜感消失殆尽后，如何学会与孤独共处是多数“新大洋”们要上的又一堂必修课。此行，我们前往的作业区是距离路易港1000多海里之外的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这里平均水深4000米至5000米，是真正意义上的远洋和深海。近几天来，在茫茫大海上，“向阳红10”船劈波斩浪，一直寂寞地行驶着：不见岛屿、陆地，除了蓝天、白云以及偶尔掠过的飞鸟，只剩下望不到头的蓝色。

“90后”廖健林是第一次参加大洋科考。“有一部抒情电影叫《海上钢琴师》，他一生漂泊在海上，游轮于他是隔世的乌托邦，能慰藉灵魂的只有指尖流淌的音乐。”关于海上漂泊，以上曾是廖健林的全部想象。他说，海洋是一片深邃的蓝，在真正了解事实之前，他以为那是一种浪漫，但渐渐的视野所及始终只有几公里外的海天交界线，心里开始有些发毛。

和廖健林对大海的幻想差不多，“向阳红10”船的三副赵遵涛今年27岁，从小没见过海的他对于大海的向往主要源于一句诗——“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于是，几年前满怀憧憬的赵遵涛成了一名船员。刚开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根本顾不上想家，可时间长了，尤其是动辄大半年漂在海上，整日与逼仄的空间、巨大的噪音为伴，赵遵涛一度质疑过当初的选择。

唱歌、打牌、玩“狼人杀”、运动、交换影视剧资源……培训或工作之余大家开始寻找消遣的方式，主动自我调整。

今年60岁的苏光华来自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早年曾参加过海岸带调查，“那时没有收音机和电视，唯一对外联络的方式就是电台”。

船长吉祥自大学毕业以来，已在海上工作了23年，早年常跑商船的他毫不讳言海上生活的枯燥——起初登船，一见面大家聊得热火朝天，几天过去，想说的话说完了，更多时候只剩下了大眼瞪小眼。

这就是真实的海上生活。不过，很多“老大洋”说，习惯了就好了，咬牙坚持下去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