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大力减少审批事项。然而，在一些领域和地区，“改革红利”却被“红顶中介”截留，企业负担不减反增，严重制约了市场的活力，也为寻租腐败提供了机会——
2017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继续将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直接打向“红顶中介”乱象。
“一定要下决心清理不规范的中介服务，特别要坚决整治‘红顶中介’！”李克强总理严厉指出，“许多收费的中介服务是和行政机关暗中连在一起的。企业不经过这些中介服务，就别想拿到必要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这就给企业造成了直接的负担”。
会议决定，再取消与法律职业资格认定、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批等有关的20项中介服务事项。
推高企业交易成本
“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李克强总理在会议上说。
“红顶中介”正是推高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红顶，是指这些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部门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教授表示，“红顶中介”主要有几类，有的本来就是政府的事业单位；有的是政府部门下属单位“翻牌”成为一个企业；有的是市场化民营机构，但与有关政府部门存在这样那样的利益关联。很多中介机构操作不规范、收费乱、垄断性强，而且服务质量差，看钱办事。还有一些政府部门，既是评估机构又是评审机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王满传说，2015年作第三方评估时曾经做过调研，一个建设项目从立项到验收大概需要涉及20多项各类评价评估，比如环评、能评、安评、消评、震评、灾评、文评、雷评、气评、水评、碳评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祁凡骅教授说，过去有种误解，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效益经济、利益经济，就是收费经济，有的政府部门自己制定规则的权力太大，随意设置项目就去收费。事实上，我国从2000年左右开始治理乱收费，但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红顶中介”的存在不仅令企业增加了时间成本，而且很多是非竞争性的垄断性收费，或多或少都会增加社会主体的经济成本。更重要的是，“红顶中介”让社会对政府管理和简政放权产生误解，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党的形象。
“这就像收过路费，不交费就过不去。有了它的存在，道路不可能畅通，经济不可能健康发展。”祁凡骅教授说，现代政府的定位就是要给社会主体合理的发展空间，不能通过各种自设的项目来干涉企业的正常经营。
改革力度逐步加大
王满传表示，通过相关调研发现，企业家反映突出的问题，由过去的政府审批多审批难，变成了与行政审批相关的关联性事项成为难点。一些行政审批事项转给社会组织后，主体变换了，程序却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更复杂。这是因为部分地区的中介服务的市场发育不够完善，很多中介机构与原来的行政部门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独此一家，难以形成有效竞争。
近年来，清理整治“红顶中介”的步伐正在加快。2015年4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部署清理规范各类“红顶中介”。2015年10月份，国务院清理规范了第一批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016年2月份，又清理规范了第二批192项。“加上这次会议决定取消的20项，清理规范的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已经超过了300项，改革的力度很大。”王满传说。
“红顶中介”去“红顶”需要斩断利益联系。2015年7月份，中办、国办印发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2016年12月19日，发改委、民政部等十部门印发《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试行）》，对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后的监管方法予以了明确。2016年底，“红顶中介”在环保系统成为历史。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环保系统358家环评机构分三批全部完成脱钩，其中179家通过取消或者注销资质形式完成脱钩，179家通过原环评机构职工自然人出资设立环评公司或整体划转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形式完成脱钩。
放得开也要管得住
在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方面，一些部门和地方已经作出了有益探索。比如，相关部门联合办公开展“一条龙服务”，集中评估，并且在网上公开发布评估结果。以浙江为例，2016年，浙江省的市、县均建立了相对集中的实体中介市场或网上中介市场，在全国率先实现审批前置中介服务市场全覆盖。日前，外汇局公布了《外汇局行政审批需由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提供的中介服务事项统计表》，对行政审批所涉中介服务实行公开化。
1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积极探索将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逐步改为政府购买。王满传认为，将部分“申请人委托中介服务”改为“审批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有助于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要从根本上整治“红顶中介”任重道远。祁凡骅教授提醒说，斩断利益联系，靠呼吁和觉悟是没有用的，在利益面前，很多人的觉悟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意识不转变，权力不限制，‘红顶中介’还会反复。”
王满传表示，目前“红顶中介”形式上脱钩的力度很大，但有的还存在着隐性联系，真正斩断利益关联需要一个过程，涉及各方面利益、体制和人员安排等。一方面，有关政府部门要真的放手，让中介服务机构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给予其自主权，做到实质性的脱钩。另一方面，要着力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规范和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