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我国将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一治国理政重要原则下,扎实推进一批基础性关键性改革,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研究建立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多措并举扩大对外开放……专家学者表示,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展现更多亮点,释放更多活力——
发展内涵更丰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总的来看,此次提出的“稳中求进”,与以往的内涵有所不同。过去提“稳中求进”,主要指经济增长或宏观政策层面。而此次中央把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上升到治国理政的新高度,内涵更加丰富。
我国正面临着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要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可以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更好地推进结构调整和全面改革。同时,在多年的发展中,我国在一些领域积累了不少问题和矛盾,防控风险的压力前所未有。新的一年,需要在“稳”和“进”之间掌握好平衡。
“稳”,是要稳住大局,避免经济增速出现大起大落;是要稳住价格,避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是要稳住民生,使就业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福利保障等方面平稳发展;是要稳住财税货币金融政策,给市场较为稳定的预期。
“进”,是要推进全面改革,特别是在基础性关键性改革上要取得明显进展,要在创新驱动方面有所突破,培育新的增长动能;要在结构优化方面继续推进,进一步提高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提高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要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新进展。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级政府和全社会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上来,强化预期管理,避免社会各界对经济形势过于悲观的认识和看法。2017年各项宏观政策、微观政策、产业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的制定,要充分体现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强化规则意识,用规则引导各个主体的行为。
(本报记者 林火灿整理)
改革迎来深化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许召元: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体现在去产能方面,就是要从以“去”为主,转向“去中促优”,逐步实现以“优”为主。2016年去产能重点是削减总量,恢复供需平衡,避免钢铁、煤炭等行业出现产品过剩危机,这一任务现已基本完成,钢铁、煤炭等行业经营状况基本好转。2017年除了要依法继续去除落后产能、不合规、不达标产能外,要重点去除低效率、无竞争力的过剩产能,特别是处置僵尸企业,同时积极推动兼并重组,促进高效优质企业加快发展,实现优胜劣汰。
在去杠杆方面,突出强调以降企业杠杆为重点,实际上与降低企业成本紧密结合,都是重在降低企业负担,提高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降成本方面突出了综合施策,既要降低税费、要素等直接成本,也要降低审批、评估等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包括直接的费用,也包括间接的时间,例如企业花在审批等方面的时间;不仅包括外部成本,也包括内部成本;要尽最大可能、最大程度为企业降负,使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在补短板方面,强调既补“硬短板”,也要补“软短板”。比如目前企业营商环境就是一个突出的“软短板”。当前我国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活力,居民也有迫切的消费升级需求,但需求升级很难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发展上,一个重要不足就是从企业到消费者之间的市场环节不够高效完善,不能让消费者放心。在“放管服”中,监管和服务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对商品的质量抽查不够,信息发布不够,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够,导致消费者对部分国货信心不足,这些都是今年需要大力强化和补齐的“软短板”。
(本报记者 顾 阳整理)
关键举措解难题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2017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加快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中“进”的标志性体现。
明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等方面立竿见影,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实体经济发展,重塑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
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的要求,要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快推进国有资本投资改革试点。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将是新的一年国企改革重要内容。
此外,稳妥推进财税改革,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案,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划分总体方案,优化支出结构,压减一般性支出,减少对绩效不高、资金沉淀项目的资金安排。继续完善营改增政策,促进营改增减税效应进一步显现。强化环境保护税法落地的征管实践,积极推进消费税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有望获得实质性进展,按照“增低、扩中、调高”的总原则,立法先行、渐进突破,逐步形成“综合扣除+专项扣除”的税制框架。
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有序推进民营银行发展。完善新三板分层机制,拓宽股权投资、债券融资渠道。坚持疏堵结合,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领域风险。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推进、“统账结合”模式更新、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出台将是2017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观察角度。
(本报记者 曾金华整理)
内外兼修兴实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实体经济是大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离开了实体经济,一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便无从谈起。近年来,实体经济发展困难,已经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了显著的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有周期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以及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2017年,要振兴实体经济必须多管齐下、内外兼修。
一是解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的问题。振兴实体经济先要立足于现有生产和供给如何满足国内消费升级带来的品质提升需求,引导企业发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增强产品竞争力。还要抓住“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机遇,全面推进制造业部门的转型升级。处理好“新”和“老”的关系,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意用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老经济”焕发“新活力”。
二是解决实体经济和金融失衡的问题。实体经济和金融失衡主要表现在,由于行业之间的报酬结构严重失衡,强大的“虹吸效应”导致越来越多的创新要素包括企业家精神、资本、人才等“脱实向虚”。对此,要结合进一步“去杠杆”的部署,加快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建立长效机制。
三是解决实体经济和房地产失衡的问题。近年来,房地产特别是大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2016年11月,一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房价格同比涨幅分别达到26.8%和30.7%,炒房收益远高于实体经济收益率。对此,应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要抑制房地产泡沫,又要防止房价大起大落。
(本报记者 黄 鑫整理)
长效机制稳楼市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刘洪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理想的住房制度体系,应该在明确住房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为每个居民如何实现合理住房需求提供路径指引和渠道安排,并通过土地、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手段的运用,确保各渠道可进入、可选择、可支付和可持续。完善住房制度体系,一是要大力发展租赁市场来补齐住房市场发展的短板;二是要完善支持政策为需要帮助且符合条件的特定群体居民首次购买自住房提供财税和金融支持,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住房供给体系。
此外,还要通过金融、土地、财税、市场规制等手段,来有效引导住房市场上的投资与消费行为,并借此实现管控风险、稳定市场的目标。比如金融手段,要想实现“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的目标,必须抓紧建立和完善住房金融监管制度,科学监管指标、强化监管手段、建立定期报告与实地测试机制等。
再比如土地制度,一个城市在人口持续流入的情况下,如果土地供应严重不足,政府又严格控制土地供应导致地王频现、面粉比面包贵,则住房升值预期及该预期驱动下的住房投机就难以避免,市场稳定就难以实现。因此,土地供应管理一定要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努力开源、稳流、优结构、降成本、增弹性。
税收制度则要给住房消费、投资和投机提供一个政策边界,明晰不同的购房目的将分别面临什么样的税负,引导购房行为。比如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让非自住房交易的增值收益与社会合理共享,就有助于减少投机。
(本报记者 亢 舒整理)
对外开放路更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当前,我国已建设成为全球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积极吸引外资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充分反映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并强调“以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2017年,我国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通过协议开放和自主开放双轮驱动,不断加大开放力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方位参与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合作,以自由贸易区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协议开放;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以园区开放和产业开放相结合的模式,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新的一年,应重点加强3类开放平台建设。一是加强双边国际合作产业园建设。以中韩烟台产业园、中澳日照产业园等重点园区为载体,给予更加开放的政策措施,探索自贸协定项下的双边国际合作产业园建设新模式,为我国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作出贡献。二是加强自贸试验区建设。积极推动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实试验任务,适时扩大试验范围,在商事登记、贸易监管、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进行系统性制度改革,并注重加强系统集成,逐步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以系统性的制度开放促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三是加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适应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大发展的新形势,在不断推进和总结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国家加快扩大试点范围,建设若干各具特色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
(本报记者 冯其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