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31日夜至1935年元旦凌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了扩大会议。猴场会议通过的决定，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红军突破乌江召开遵义会议、开启中国革命新征程奠定了基础，被周恩来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雪花、新年、万物迎春。每当这个时刻，我的思绪就会飞向乌江南岸，飞向猴场，飞向那个雪花纷飞的跨年夜晚。2017年元旦前夕，我第三次去了猴场，去了一桥飞架南北的乌江畔。

乌江千古流，人犹记，红军破敌处

1935年元旦中午，耿飚和杨成武化装到渡口侦察，200多米宽的江流，被两岸的峭壁束缚得咆哮翻腾。

猴场是黔北四大场镇之一，地处瓮安县境内。它的出名是由于1934年12月31日夜至1935年元旦凌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之前的短短20天，党中央先后召开了通道、黎平会议。鉴于当时的形势，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已不可能，中央政治局在黎平正式决定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以避免红军陷入绝境。

去遵义，必须跨越乌江。1934年12月19日，黎平大雪纷飞，红军分两路向遵义推进，到了乌江边又是雪花飘飘。这时，博古、李德却不想过江了，要率部在乌江以南转战游击，伺机回到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针对他们这种擅自更改中央决定的行为，中央政治局在渡乌江前的紧急时刻，在雪花飘零的跨年夜召开了猴场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应该打过乌江，要是从别的地方走，就要上敌人当。这次会议据说李德修养有了提高，不像12天前在黎平会议上，听到反对意见后竟中途退场。这次会上，他一直坚持开会，中途没有退场。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猴场会议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

猴场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第一次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军事指挥专权局面，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红军突破乌江召开遵义会议，开启中国革命新征程奠定了基础，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重大会议。被周恩来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猴场会议刚散，各军团的团长们都被紧急集中到各师部待命。红1军团2师4团耿飚团长赶到后，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给4团下达了攻占乌江渡口的命令，“要赶在敌人主力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

耿飚回到4团同政委杨成武商量后，顾不上吃新年年夜饭，趁着凌晨的夜色，带领一支侦察分队踏着积雪向乌江疾行，杨成武率后续部队也随即跟进。侦察分队迅速进抵乌江南岸之江界河渡口附近观察地形，并在水落坝村找到两个老乡，了解过江的办法和敌人撤退前沉船的地点等。在这之前，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队风闻红军要来，已把南岸的茅屋烧光，大小船只沉江，妄图据北岸之险，阻红军过江。

1935年元旦中午，耿飚和杨成武化装到渡口侦察，200多米宽的江流，被两岸的峭壁束缚得咆哮翻腾。由于雾气太浓，他们决定用火力侦察。敌人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立即开枪还击。火力侦察的结果与向导介绍的情况大致相符，对岸配备有排哨、连哨、工事和营、团预备队。

当天，红4团用一个营的兵力赶制竹筏，为强渡做准备，还抽出兵力，依靠当地老乡找到沉在江里的渡船、木板和绳索，设架浮桥，为大部队渡江开路。第二天拂晓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已率领工兵营到了江界河渡口。上午强渡开始，在渡口上游500米处，事先埋伏在竹林里的18名战士中有8名首批过江。他们的任务是将一条缆绳拉过江去，为后续部队渡江作准备。8名战士游到江心，缆绳被敌人迫击炮打断，一位战士因负伤被湍急冰冷的江水冲走，光荣牺牲。毛振华等7位勇士被迫游回南岸。

当天晚上，给贺龙当过警卫员的毛振华率4名战士偷渡成功，但后边的第二筏、第三筏却被湍急的江水冲下2至5里远，摸不到方向，只好往回划。

1月3日上午9点，第二次强渡开始。3只竹筏穿越浓雾靠抵北岸，与昨晚偷渡成功躲在石崖底下的毛振华等5名勇士会合。这时，南岸的红军冲锋号一齐吹响，大炮、机枪一起怒吼，第二梯队很快过了江。打到下午，黔军江防司令林秀生连司令部的文件、电稿也顾不得拿，带着三个团的残兵败将向遵义方向拼命逃窜，我红2师主力一直追到猪场（现名珠藏）宿营。

1月4日，中央军委纵队和中央首长踏着工兵连架好的浮桥从江界河渡口胜利渡江。随后，部队行军220多里进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遵义会议。与此同时，红3军团也在茶山关等渡口突破乌江。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我踏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告别黎平的大雪，在红军长征50年后的1984年12月30日也走到了猴场。这里有个宋湾村，村里有个四合院，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在这个四合院里召开的。当时，毛泽东住在对面下司街村的傅家祠堂，两地之间隔着一条小河。此前，我在黎平高洋雪山上左腿被摔成小腓骨骨折，虽然有各地医生一站交一站陪我走路，趁休息时为我治疗，但因伤势过重，我拄着拐棍，左脚仍不能落地，靠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龙治水、县史志办王翰声等人扶着走过小木桥，去踏访毛泽东住宿过的祠堂。还好，祠堂还剩下半堵砖墙。他们告诉我，开会的四合院解放前就被毁了。我见到的会址，只是一大片青绿的麦地，中间立着一块水泥筑成的纪念碑。现在，四合院等已被原貌修复了。

红军长征50年后的元旦下午，我也走到了乌江南岸水落坝村。半个世纪前的这一时刻，红军指战员正在这里做抢渡的准备。我在当地4个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当年帮助过红军的村民，其中一位名叫周世昌。据县史志办同志介绍和我同他的对话，当年就是他和一位名叫庹子清（已故）的中年人，从江中捞起沉船，帮助红军架浮桥。

江界河渡口是沟通湖南、广西、四川的重要通道，上世纪80年代虽设了轮渡，由于其他设施不足，实行“四不开”：涨水不开，枯水不开，夜晚不开，船坏了不开。黄昏时，我乘当地安排的小船过江，船主是74岁的彝族老人周海云。在漆黑的乌江里，我听到的除了浪涛拍船和划桨的声音，就是林老的企盼，他请求记者向上级反映当地群众盼望在渡口早日建桥的愿望。

上岸后，我夜宿猪场。次日凌晨2点多，我用“本报贵州瓮安专电”发出了当天的稿件，标题双行：即“乌江千古流，人犹记，红军破敌处；轮渡四不开，需架桥，群众翘首待”。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6日跨过江西于都河，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我于50年后10月19日也走到这里，终于走完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到达第三天接到报社通知，要我走访延安地区再回京。为此，我写了15篇“来自延安的报告”回到北京已是年末了。

一桥架南北，

百姓事，冷暖记心间

什么事这么急？耿飚同志说：“老百姓的事，能不急吗？告诉你们，有人告诉我，赤水河、乌江江界河渡口的桥都快建好了……”

在这之前，我从报纸上、广播里已了解到老红军对我徒步重走长征路的关心，以及他们对曾帮助过红军的群众的牵挂。所以回北京后，我顾不上休息，先后到肖克、杨成武、张爱萍、王震、秦基伟、鲁瑞林等老红军家里作了汇报。

在一个小雪飘絮润无声的下午，我刚走进北海附近一个四合院，耿飚副委员长就迎着我走来，一边说：“好啊，你终于安全回来了。”当我们双手相握时，他又说：“我也急着找你啊，想听听这两个人的情况。”我不禁一愣，落座后，我问：“首长，你说的两个人是谁啊？”“可能就是你写的那两个人：庹子清、周世昌。”我更惊奇了，“首长，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他摇摇头又点点头说：“这两个人帮我们4团从乌江里捞沉船、砍竹子、找门板、架浮桥，忙了好几天。当时一个容易记的名字，后来倒想不起来了。而那个不容易记的，看了你那篇报道倒想起来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字太难认，也没有见过，所以老记着想把它弄懂。只记得是广州的广字头里，还有个草字头，下面还有个什么字，看了你写了那个叫庹子清的，立即想起来了，另一个就是周世昌了。”他说我写的那个报道太简略，要我多讲些情况给他听。我说我和周老分别快一年，有些也记不清了，我记了日记，还没出版，把随身带的初稿读一下，看行不行，他高兴地点着头。我就念了起来。

今天是1985年元旦，七拐八弯走了70多里，才走到乌江江界河渡口。

半个世纪前的这几天，乌江两岸雪花纷飞，红军指战员正在做抢渡乌江的准备。而今天却是晴天，夕阳照在江两岸，更显得壮丽肃穆，引人无限遐想。

乌江以当年红军长征在此抢渡成功而闻名于世。聂荣臻说过，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时，敌人已把南岸一些茅屋烧光，然后撤到北岸。红军的先头部队红1军团2师4团是1934年12月31日后半夜从猴场出发，元旦上午赶到乌江边的。红军抢渡的渡口有好几个，仅红1军团的1、2两个师过江的渡口，就有龙溪、江界、黄平等。当年的江界河渡口很险要，河面有260米左右，战斗最激烈。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就在这个渡口，踏着工兵连用竹子、门板等架起的浮桥冲过了乌江。

在瓮安的王翰声等帮助下，我在江界河渡口的水落坝村找到了当年被烧毁的茅屋的主人周世昌。周老告诉我，红军强渡乌江时，就在这一带架起过一座浮桥。当时他是和庹子清（已故）从江底捞起一只沉船，帮红军抢渡。

周世昌今年68岁，一个人过。他给我们倒了杯白开水就去做饭了。我们就去江边转，看当年浮桥遗址。不一会，我们回到一间由黄泥垒起来的瓦屋里时，桌上已摆上了一碗青菜和一碗咸菜，每人面前放着一碗米饭。采访就在饭桌上进行。

龙治水问：“周大爹，罗记者是走长征路的，今天给你带来了老红军聂荣臻元帅、耿飚、杨成武将军向你的问好和感谢。”

周大爹说：“那时我不晓得他们是元帅、将军。”

罗开富说：“大爹，你说得对，能不能告诉我当时你是怎么帮助红军的？”

周世昌想了一会说：“哪个晓得他们是红军？背着枪，穿着破衣烂衫。我和庹子清在江边的竹林里找猪娃，爬上岸，就被几个当兵的撞见了，叫着老乡老乡的不让我们跑。”

“啊，不帮红军，要跑？”瓮安县陪我一同走路的年轻人张法荣急了。

周世昌说：“不跑咋的？那年月谁不怕当兵的？不是拉夫，就是搜钱、剥你的衣裳。”

同行的县文化局袁毓才问：“那怎么不跑，还帮红军呢？”

周世昌说：“那还不简单？他们对我俩说，是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是专打王家烈匪兵的，说着有两人把自己穿着的棉衣披到我们身上，还摸出一大块盐巴给我们。那时盐巴比金子贵，肯拿盐巴给我们的兵肯定是好人，还跑做啥？”

张法荣问：“水这么深，船是怎么捞起来的？”

周世昌说：“不大好捞，真沉到江底的无法捞。王家烈的兵让我们沉船，这些船是我们的吃饭家伙，谁不痛心！大多沉在江边，有的还在水里系了粗绳，自己有数么。”

袁毓才问：“不是架浮桥了么？”

周世昌说：“光是门板、竹子怎么架？把它们铺在小船上才稳当啊。”

罗开富说：“所以红军很感谢你，他们都要我转达问候。”

饭后，周大爹陪我到乌江边转了好一会儿，边转边讲述红军当年突破乌江的情景。告别时，我们付了饭费，我又摸出20元钱交给他，让他打点酒喝，因为周大爹在饭桌上两次表达歉意：没有钱买荤腥，没有钱打酒，只有一碗咸菜、一碗青菜和开水招待，很过意不去（此日记见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

听到这里，耿飚副委员长眼圈红了，问：“当地政府知道吗？”我说：“知道了，龙治水部长打电话告诉我，每个月要给他困难补助。”停了一会儿，他又问：“我看到你写的报道说50年过去了，赤水河上没有桥，乌江渡口没有桥，老百姓过河，年年淹死人，这怎么行！”我说，前些天我见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说已同贵州、四川两省在研究了。这时，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革命先辈们流血牺牲，也不能忘了对革命事业做过贡献的人民群众啊。”

3年后的1988年12月31日下午，在北京饭店迎接新年的一个会议上，耿飚同志看到了我，急着向我招手让我过去。当我走到他面前时，身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问他什么事这么急？耿飚说：“老百姓的事，能不急吗，告诉你们，有人告诉我，赤水河、乌江江界河渡口的桥都快建好了……”

习近平同志说：“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因为我们没有忘记，所以我们的各项事业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