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的分化带来财政货币政策的分化，尤其在世界经济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根据自身利益实行了风格迥异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但这种在财政货币政策上的方向不一致，对全球市场产生了较强的负面外溢效应，影响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

首当其冲的是美联储时隔一年再度加息，延续其去年12月份开启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美联储预计，随着货币政策的逐步调整，经济活动将温和扩张，劳动力市场指标将进一步增强。随着过去能源及进口产品价格的下降等暂时性因素消退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增强，预计中期通胀将上升至2%的水平。按照美联储最新预测，2017年底、2018年底、2019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值分别为1.4%、2.1%、2.9%。如果按每次加息25个基点计算，意味着今后3年，美联储将以每年加息两次或三次的步伐来循序渐进地恢复货币政策正常化。

基于对全球经济形势与欧元区复苏前景的谨慎乐观判断，欧洲央行于12月份再度将量化宽松计划延长一年，并继续维持三大基准利率不变，同时下调月资产购买规模至600亿欧元。欧洲央行主导的量化宽松政策正逐渐体现出“双刃剑”特点：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有效推动了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同时保证了欧元区在应对近年来一系列不确定外部因素时维持必要的韧性。另一方面，量化宽松提振通胀的效果有限，长期的负利率环境致使欧元区金融业盈利能力下降，区域内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快速上升。

受英国脱欧公投影响，欧盟内部分歧日益扩大，在财政货币政策上各有各的打算。在公投之前，各方普遍预计英国央行将在下半年实施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加息。但出乎意料的公投结果和7月份PMI数据的恶化使得英国央行在8月份议息会议上决定开闸放水，下调基础利率至0.25%。英格兰银行的举措虽然成功地稳定了市场流动性，避免了宏观经济陷入衰退，但是也造成了英镑的持续下行。受三、四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好于预期，英镑贬值大幅推升通胀预期等因素影响，英格兰银行年末议息会议一改此前“宽松表态”，强调货币政策趋向于“中性”，未来将根据经济前景变化调整货币政策，既可能降息也可能加息。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今年上半年曾批评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呼吁尽快结束宽松货币政策，并指出该政策对德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德国联邦银行行长魏德曼认为，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有风险的。应做好沟通工作，把各种情况下的关键因素都列出来，缓慢地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法国政府通过继续减少偿债成本和支出限制，力图将法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降低到欧盟规定的3%上限以下，重塑财政信誉。法国央行认为，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仍有较大空间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应继续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金融、经济及财政政策的共享方面加强协调，促进就业与增长的稳定性。

持续实行宽松政策的国家还有日本。日本央行连续3年以80万亿日元规模回收国债，向市场投放大量资金，2月份实施的负利率政策更增加了市场的游资，激活了金融市场。但是，随着日本老龄化及地方经济缺乏活力，金融宽松政策造成资本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中心城市集中，这些中心城市的房屋等不动产价格上扬。

俄罗斯经济在2016年虽然出现转暖趋势，但俄罗斯央行对放松货币政策仍持谨慎态度。2016年俄央行共降息两次，目前关键汇率为10%，仍大大超过卢布暴跌前的水平。俄罗斯央行将继续采取“渐进降息战略”，以达到在2017年底将通胀率稳定在4%的目标。

今年印度货币政策的重点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通货膨胀。今年6月份，印度政府通过修改中央银行法组建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实现了印度货币政策的集体决策。该委员会在其制定的首份双月度货币政策中就将政策利率由此前的6.5%下调至6.25%。

尽管韩国政府在年初表示将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但韩国央行在何时降息问题上犹豫不决。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长、全球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韩国央行在6月份，也就是上次降息的1年之后，才宣布再次将基准利率调低0.25%，错失了最佳调整时间节点。此后，英国脱欧公投、造船海运危机接踵而至、国内政治动荡不安，严重冲淡了韩国央行加息的效果。

比较无奈的还有新加坡。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新加坡政府今年再度放宽货币政策。先是于今年4月份一改过去6年让新元稳步升值的政策，决定将不再要求新元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升值。随后，10月份新加坡政府再度宣布维持当前货币政策不变。新加坡以外汇为依据的货币政策框架，为新元对其他货币的双边汇率波动提供足够的灵活度。新加坡金管局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在必要时进场遏制贸易加权新元汇率的过度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