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设施都是陈旧的，唯有床头案边的书报是最新的；客厅中的那架旧钢琴曾帮助患有抑郁症的邻居走出阴霾；卧室里摆放的旧柜子曾是很多孩子学习英文时的座椅……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百岁军医叶惠方的家，每一个角落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一个物件都见证着她辉煌而灿烂的人生。

（一）

1934年，17岁的叶惠方考上燕京大学，后在协和医学院就读。大学四年级时，日本人强行接管了学校，伪政府统治下的学校出了一道“大东亚共荣圈”的考题，叶惠方和一些同学愤然退出考场，发出了“我们绝不做亡国奴”的抗议。从那时起，叶惠方便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她积极为党做地下工作，送情报、做宣传、组织学生运动。

全国解放前夕，叶惠方的叔叔找到与家人失散多年的她，并买好了飞机票，准备带她到台湾去。叶惠方却平静地告诉叔叔：“我很爱你们，但我更爱祖国，我要留下来，尽我所能报效祖国。”

1948年，叶惠方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北京协和医院，师从妇产科名医林巧稚。与恩师林巧稚一起工作的经历影响了叶惠方的一生。一次，有人请林大夫为两位病人“特别”安排一下。林大夫对叶惠方说：“什么是特别？病情严重就是特别！”这句话让叶惠方记了一辈子。

一天，叶惠方在查房，发现一位病人不在，等了一阵儿仍不见踪影，她猛然想到，病人会不会是上厕所出事了？赶去一看，病人已经晕倒在厕所，门是从里面插上的。当时的厕所门下面是悬空的，叶惠方不顾脏臭钻进去，一把托起病人。林巧稚得知此事后，对叶惠方大加赞赏。

1953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军委直属机关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前身），要从协和抽调骨干力量支援新院建设，叶惠方也在被动员之列。一些稍有成就的医生怕影响自己在学术和研究领域的发展，不愿离开协和。叶惠方想到的却不是个人发展，而是一切听从党的召唤。

新组建的医院条件艰苦，百事待举。小到一双拖鞋，大到精密仪器，叶惠方把家中能用上的物品都搬到了科室。硬框架因陋就简算是搭起来了，但“软件”却一定要货真价实。大批技术骨干和业务尖子在她的身边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军队妇产科事业的中坚力量，为我军的妇产科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她从事医学工作以来，培养出了近百名业务骨干、研究生和知名专家。她在国内首次推行了“无痛分娩法”，率先实行了“产科休养室主任负责制”，建立了“产前门诊分段预约制”，使妇产科的医、教、研一步步走向正规。她主编及翻译的医学书籍有10多本，参加编著的《更年期保健培训教程》一书，现被全国作为教材使用。

叶惠方对个人的名利看得很淡，对科室的发展却看得很重。40岁时她就被赞誉为妇产科的“一把刀”。她却说：“‘一把刀’对个人来说是好事，对科室的长远发展来说却是坏事。”为了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她在44岁时便把手术刀交给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自己则从事妇女保健工作的研究。60多岁时，她还多方自筹资金，带领攻关小组在6年时间内，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病的防治”研究，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二）

“一个人不能选择历史，但可以选择自己的追求。”经过百年淬炼，叶惠方的内心更加豁达而坚定。

“文革”中，亲属大都在国外的她受到冲击，接受“劳动改造”。有人担心她无法承受这样强烈的打击。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听到的不是叶惠方的哭声，而是她的歌声，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了她对生活的希望。

受“文革”影响，叶惠方的两个孩子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一次，叶惠方的侄子从美国回来探亲，坚持要带两个孩子去美国读书。如今，在美国从事软件开发的一对儿女生活得很不错，每当他们动员年事已高的母亲出国享受天伦之乐时，叶惠方都会谢绝：“无论是兵荒马乱之际，还是国家困难之时，我都没有离开。现在祖国强大了，我还想多做一些事情。”

1994年，在孩子们的再三邀请下，叶惠方利用到美国开学术会的机会，与儿女重逢了。让他们意外的是，妈妈千里迢迢带来的，不是北京的土特产，而是两套《邓小平文选》。临别时，叶惠方动情地说：“现在祖国发展得很快，你们生活在国外也要了解国情。我想你们看了这些书就会理解，妈妈为什么不愿意离开祖国。”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惠方一生最大的愿望。从上世纪60年代起，她就开始写入党申请书，每次遭受打击，她都要再写一份。1983年6月，叶惠方终于等到了入党这一天。66岁的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以往我虽然是科主任，可每次科里开支部会时，我总是羡慕地看着党员们走进会议室。现在我终于跨进了这道门，请你们监督我吧，我绝不会给党抹黑。”朴实无华的语言，让听者感慨万千。

（三）

一次，一对农民夫妇带着患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孩子，千里迢迢来到总医院求医。叶惠方看出他们囊中羞涩，就将这一家三口带到家中，一住就是三个月。她管吃管喝，还替病人代交部分医疗费用。患儿实施手术后，时常弄得浑身粪便，满屋脏臭，叶惠方从没有一句怨言。一年后，患儿来院实施第二期手术，全家三口再次住进了叶惠方的家，直到患儿痊愈。临行前，孩子的父母泣不成声：“您的恩情我们该如何报答啊！”叶惠方却说：“共产党员不就应该这样做吗？”

在医院里，每当产妇、婴儿需要输血时，叶惠方总是挽起袖子：“我是O型血，抽我的！”到底输了多少次血，谁也说不清。至于为病人垫付住院费、医疗费，更是平常之举。

叶惠方给人的印象优雅而端庄，可是她20多年来从没买过一件新衣服，都是家里的姐妹们淘汰给她的。她也爱美，会把旧衣服的破损处缝上一朵小花，会用小花布把家里陈旧破烂的家具装扮一新。一架老式钢琴是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不管是邻居还是同事，谁心里有烦闷的事情，来到叶老家里，听她弹奏一曲，保证会心情舒畅地离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节俭得近乎吝啬的老人，却动辄三五百元，甚至成千上万元地为“希望工程”和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捐款，为云南地震、内蒙古雪灾、山东旱灾、江南水灾地区捐款、捐物。

1995年，她的老伴去世，叶惠方主张丧事从简。她不仅没买墓地，还将组织上发给她的7300元抚恤金，加上平时积蓄的2700元，凑足1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退休后，叶惠方总想再为社会做点事情，因为她讲得一口纯正的英语，义务开展英语教学成了她晚年的一大乐事。她教过的学生至少有五代人，其中既有博士生、硕士生，也有大、中、小学生；既有学科带头人也有医院临时工的子女。每当人们路过叶惠方的家，听到她带着孩子们用稚嫩甜美的嗓音学唱英文歌时，都会由衷感到敬佩。

不久前，叶惠方被诊断为癌症晚期，百岁老人平静而洒脱：“如果意外病危，请不要对我进行没有价值的抢救。我的遗体捐给301医院或北京其他医院，作为教学研究。”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