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主题展览时强调，“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我们一定会永远牢记。红军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集中展示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敢于胜利的革命风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是始终激励党和人民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走这条路已有10多次，其中3次是全程。这3次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第一次，是在我42岁那年，1984年9月26日凌晨，我独自一人背起背包，离开北京虎坊桥馆前街6号向瑞金出发，跨过于都河，踏着红军足迹，同红一方面军一样，走了1年零3天，走到了吴起镇。

第二次，是在我59岁那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我和同事钟劲从北京红楼出发，历时两个多月，写下了“革命圣地行”19篇，其中13篇都是在长征路上写的。

第三次，是在我67岁领到退休证的第4天。我在热爱红军的志愿者祝贺帮助下，从北京广安门乘车到福建，从二万五千里最远的福建长汀县中复村出发，历时3个月，到达吴起镇。

许多人问我，你为什么那么热爱长征路？我觉得这同我的经历和受到的感动有关。说来也巧，前几天的《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了解长征，才知道好日子从哪来》的文章，一下子点中了我几十年想说而说不清的话。

缘 起

1961年9月我参军成为铁道兵一员后，一直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修向塘、成昆铁路。这些线路正是当年3个方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我见到许多当年留下来的红军伤员，听到许多长征故事，也到过许多烈士墓进行祭奠，心情激动，很想写下来。

1966年11月，我调入中央军委直属铁道兵报，参与报道北京乃至中国第一条地铁的设计和修建。这期间，我也见到了许多老红军，他们谈起30多年前的长征情况，令我印象很深。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我所在的《中国财贸报》全国记者会也在北京举行。会上，时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负责人王磊宣布：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要在《中国财贸报》基础上创办《经济日报》，以适应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要求我们用3个月时间筹备，1983年1月1日出报。在这个会上，我提出徒步采访长征路的想法。

后来，中央任命安岗同志为《经济日报》总编辑。我向他写了书面报告，很快得到批准，明确了我的3项任务：用新闻形式再现当年红军伟大的长征，从而填补历史上没有报纸对红军长征作系统的真实报道的空白；反击当年反动派在报纸上对红军长征的污蔑和歪曲；给今天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新长征以启示。安岗同志还提出，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到陕北的长征路线与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基本重叠，与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的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四省区，更是重叠。所以要我主要走红一方面军路线，报道3个方面军的情况。

具体要求是：红一方面军长征是1934年10月16日跨过于都河，至1935年10月19日走到吴起镇。为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要我在50年后的当天，即1984年10月16日开始徒步走原路，并要有向导签字，每天写篇见报稿，直至第二年即1985年10月19日，50年前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的那天止。安岗同志特别嘱咐我：“希望你轻伤不下火线，重伤继续坚持，直到真不行了再换人。”

历 程

1984年10月16日傍晚，我与于都县向导邱勋志、谢登泉等一起跨过于都河走上了长征路。第一天走下来，我脚上就已经磨起血泡，第二天更重，走完第三天，下了祁录山在井前村写完稿才发现，脚上的血泡磨破后竟和袜子粘连了，袜子脱不下来。没法子，只好把袜子剪了，但粘在肉上的碎袜片还留在脚上。天亮前，祁录山乡乡长肖锡美找来医生给我消毒伤口，在我的脚上分别包上3只大口罩，减少摩擦。

走到第65天是12月19日，我在侗族向导胡炳益、吴庭玉和县委办主任欧阳昌美陪同下攀登贵州黎平的高洋雪山，当天大家都受了伤。我左腿跌伤，又肿又红不能动弹（后来诊断是小腓骨骨折），被跌破的照相机碎片刺进锁骨的伤口一直在流血。几位侗族老人为我擦了药酒，又给我吃了几颗他们自制的止痛药丸。我点着蜡烛坚持写完稿子。

第二天一早，寨子里派来两位身强力壮的侗族向导石光智和周修琦。他们专门为我制作了镶上冰刀的一双拐棍，因为我的左腿疼得不能着地，完全靠他们扶着向前移动。黎平县的同志把我交给剑河县的向导顾先球等人后，扶着我走。县里还派来了医生陪我边走边治疗。一站交一站，我这样走了73天后，终于能靠拐棍单独行走了。这期间没有住过一次医院。这次经历让我对“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有了更深的体会。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开拓前进。

1985年5月29日，老红军杨成武和安岗等领导同志到泸定桥看望我时，要求我测量红军爬过的雪山海拔高度并公布。红军翻过的雪山有20多座，在近百位藏族、羌族、汉族同志的帮助下，我丈量了红军翻越的雪山垭口的海拔高度。海拔4000米以上的有5座，依次是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鼓山。其中最高的是长板山，主峰海拔4800多米，红军爬的垭口是4445米。

红军过的草地地处川西北。下了仓德雪山，就进入草地了。

有报道说，现在草地沙漠化了，他们见到的是真的。不过这只是在草地边缘，离草地腹心地带还有两百多里。整个雪山草地82000多平方公里，比浙江省小一些。草地24000多平方公里，沼泽地又占了二分之一。其中的腹心地带日干乔、多玛大沼泽自红军穿越后，我是第一个由9位向导、报务员、医生等帮助下穿越的。

进入草地才知它确实危险。首先是变幻莫测的气候。一般早晨是5摄氏度左右，中午20摄氏度，如果出太阳就升到30多摄氏度，如果没有太阳，下了雨雪，很快降到0摄氏度。其次是沼泽地没办法走，全靠跳。这些沼泽原来也是一片草地，不知从何时开始，因千年流水的冲刷，草甸变成沼泽，仅留下了草根密集的泥墩。泥墩上长满齐膝深的青草，墩与墩之间距离不一，全凭自己估计：跳得过去就跳，跳不过去或跳不准就落入泥潭中。

1985年8月10日，我们一行在阿坝州委宣传部丹泊和红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阿塔尔带领下，带着电台、发报机、发电机、支天线的钢架、柴油、帐篷、米面油、盐、干牛粪等用品走进了草地。8月17日，我们10人全都陷进日干乔沼泽地的泥潭。我们只好解开驮在牦牛、马匹背上的物品袋上的缰绳，分着把物品扛在肩上或顶在头上。小心翼翼不敢多动，动得不好，下沉就会更快。因为牦牛腿短，没陷多深，就被泥水呛了鼻孔，突然发起性子，乱挣乱蹦起来。丹泊、阿布索都是一米八左右的个头，眼疾手快，把头顶的东西交给其他人后，趁势把一头正在发怒的牦牛从泥浆里往潭边推；这时又过来几个人，一起帮着往上抬，牦牛乘势大发牛劲，死命往潭外爬，尽管连连从泥坎上滑下来，弄得土块往下掉，但最后还是爬了上去。丹泊抓着牛尾巴，也被顺势扯了上去。阿塔尔从泥潭里找到一团粗绳子，甩给了丹泊。丹泊把绳子捆在牛后腰上，吆喝它往前拉；绳子的另一头绑着各种物品，由人托着，陆续被拉了上去；然后各人拉着绳子，也陆续脱了险。

然而，离真正脱险还远着呢。在摆脱了泥潭的“灭顶”之险后，面临的饥饿同样威胁着大家的生命。所有的盐巴、面条、作柴火用的干牛粪都泡湿了。我们劈了床板和几截木头，用仅剩的几根腊肉骨头熬泡过水的面块吃。木板烧光了，剩下的羊肉就只好生吃。我们还到麦曲河里戳鱼，切块生吞。直到8月22日，班佑寨的巴尔登等两名藏族妇女送来两大筐干牛粪和一小包盐巴，还有一些酥油、糌巴等，我们才算解了困。当我们喝上烧开的有盐味的茶汤时，本来已被饥饿和缺盐折磨得连讲话的力气都快没有了的向导秋托，突然喊了起来：“啊！终于回到了人间！”

这一次经历让我对红军过草地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又有了新的体验，那就是红军遇到的恶劣环境和困难超乎想象。

据史料记载：在过草地时，饥饿的红军吞嚼着火烧水煮后的皮带、枪带、马鞍等，甚至在人粪、马粪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据统计，整个红军约有一万人没有从草地里走出来。

我进一步明白，我们的党和军队在经历过这些艰难困苦后，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感 动

今年8月底，中央网信办组织了56家媒体走长征路，我到于都为他们送行并接受采访。大家提得最多的问题是：这一年多的徒步采访，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我说，对我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也使我感受到了肩上沉沉的责任。我要用事实告诉人们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红军！共产党、红军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穷苦百姓的人。

1984年11月7日中午，我走到湖南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一进村，我就注意到一位裹着小脚的老人不远不近地跟着我、看着我。我看出她想跟我说什么，但因为采访的地点分散，直到下午3点多我要离开前，才有空去找到她。

这位老人名叫徐解秀，50年前的一个夜晚，3位红军女战士和她一起睡在厢房里，4个人盖着她床上的一块烂棉絮和一条女红军自带的被子。第二天（1934年11月7日）下午3点多，红军要开拔了，3位战士把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半条给她。她不忍心，也不敢要。3位战士对她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敌人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生活。

在她们互相推让的时候，部队已开始翻山。徐解秀和丈夫朱兰芳送她们走过泥泞的田埂，到山边时，天快黑了。她不放心，想再送一程，因为是小脚，走路困难，丈夫就和她讲好，送红军翻山追上大部队后就回来。谁知丈夫当天没有回来，跟3位女红军一样，从此没了音讯。年年这几天，她都要在与丈夫和红军分别的山脚下等好久。她问我：“你能见到红军吗？”我答：“能见到。”她说：“那就帮我问问，她们说话要算数呀，说好了，打败了敌人要来看我的呀！”她说到这里，流下了泪水。我和在场的人都沉默着，眼角也都湿了。

徐阿婆一边擦泪，一边自语着：“那3个红军姑娘不来看我，他（指丈夫）为什么也不回家呢？那时我才34岁。说好的，送红军翻过山就回来，还要我烧好洗脚水等他啊。50年了，我不知烧了多少盆洗脚水，凉了又烧，烧了又凉，就是等不到人啊！是不在人世了？好心人该给我送个信，我好为他上炷香呀！”

停了一会，老人说：“3个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一个还不到20岁，心也好。你们说，一条被子能剪下半条给穷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她们上山时，还在一步三回头地对我说，大嫂，天快黑了，你先回家吧，等胜利了，我们会给你送一条被子来，说不定还送来垫的呢。现在我已有盖的了，只盼她们能来看看我就好。”

我踏着当年3位女红军的足迹翻山走到里田乡，点了几根蜡烛，带着起伏不平的心情，写下了题为“3位红军姑娘在哪里”的稿件。稿子见报后，我把报纸寄给了徐解秀的孙子朱和荣，也回了信。5年后，当我背着邓颖超大姐等多位红军送给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赶到沙洲村时，老人3天前刚刚去世了。朱和荣告诉我：“奶奶临走前断断续续地说，那3位姑娘和你爷爷会回来看我的。我现在太想3位姑娘了，是她们让我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啊！奶奶最后还说，‘爷爷回家时你要告诉他，几十年了，我每天都在等他啊！我实在等不动了，我先走了，叫你爷爷不要怪我啊’。”

（作者系《经济日报》原常务副总编辑。本文摘编自作者2016年10月9日参加北京市委宣传部有关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