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事务官梁国勇博士6日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说，面对当前依然在层层迷雾中艰难前行的世界经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前瞻、开创、务实、有效的“中国方案”，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梁国勇说，如果说世界经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面临“急性病”的突发威胁，那么今天则面临“慢性病”的持续困扰。

从经济增长情况看，世界经济总需求不足，复苏乏力，增速持续低于预期；各主要经济体普遍减速，经济状况出现严重分化。从国际经贸看，贸易增长失速，投资复苏乏力，两者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金融领域看，货币政策明显分化，资本流动和汇率风险显著增强，加之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冲击。值得注意的是，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在国内和国际政策层面的影响有所加强，全球化动能减弱，逆全球化暗流涌动。

梁国勇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历了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市场的3次“冲击波”。大国应承担其自身的责任，特别需要注意防范和应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例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美元走势左右着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被这样一个外部因素所绑架；欧洲、日本的量化宽松又可能影响汇率市场，从而使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竞争性贬值压力。

梁国勇表示，对治“痼疾”需要对症下药，而全球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亟需政策协调。如果说世界经济的“急性病”使G20机制升级成为必须的话，那么应对世界经济的“慢性病”同样需要G20机制的再提升——中国主办G20峰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第一，2016年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这四个以“I”开头的关键词为应对世界经济困局、寻求发展新路径给出了答案。

G20根据放眼长远、综合施策、扩大开放、包容发展的原则，就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和措施形成了杭州共识。杭州共识是各国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又具有显著的“中国印记”。该共识如果得到有效实施，必将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各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显著的影响。

第二，在中国的带动下，G20在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两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峰会公报强调“实现风险的增长”，提出了“建设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全面方案；峰会公报指出“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金融稳定”，并强调了在汇率方面加强政策协调的必要性。

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杭州峰会强调创新增长方式，重申了提振全球需求以支持短期增长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必须消除供给侧制约，以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拓展生产的边界，释放中长期增长潜力”。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承诺“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这是国内政策层面重要的突破。实际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这方面的重要范例，其影响将是全局性和全球性的。

国际政策层面，值得注意的是G20对“促进更强劲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强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7月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实现了机制化，并批准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两份重要文件，而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三，在中国的引领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沿着改革、完善的路径演进。G20同意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落实各项金融改革举措，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G20还就能源可及性、可再生能源、能效等问题制定了行动计划。金融领域，风险是关注重点。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峰会公报特别提及了人民币纳入SDR以及世界银行在中国发行SDR计价债券等最新进展。

梁国勇认为，作为2016年G20主席国，中国积极作为，寻求突破，并和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促进了G20作用的大幅提升。这种提升反映在G20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方面作用由“虚”到“实”的转变，反映在G20决策力、执行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也反映在G20在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这表现在金融、贸易、投资、发展融资等诸多领域，反映在存量改革和增量导入两个方向。2016年G20杭州峰会是继2014年北京APEC峰会之后中国外交的又一里程碑。借主场外交之利，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自身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