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正式印发，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号角后的第一个科技创新规划。与以往不同，《规划》首次以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命名，阐述了如何发挥科技创新在新常态下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增添发展新动能、拓展发展新空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8月8日，由上百家机构、上千名专家历时两年共同研究编制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出炉。《规划》分为八篇二十七章，描绘出未来5年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蓝图。与以往国家科技规划不同，《规划》首次以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命名。

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倞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规划关注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研究本身，而是更加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科技前沿和重大需求，从创新的全链条着手，发起了向科技强国进军的号角。”

涵盖整个创新链条

“在过去的科技规划中，很少提到科技金融方面的内容。这次规划不但提到了科技金融，还谈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谈到如何支持发展各类风投、中介机构和服务机构，特别重视在新的情况下发展新经济。”许倞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吕薇说：“以前叫科技规划，这次叫科技创新规划，这一变化突出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科技与创新的结合。《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从整个创新链条出发，涵盖从研究开发一直到产业化的全过程。”

“创新是把技术和发明转化为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过程。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科技概念，更是一个经济概念。创新是综合性作用的结果，研究和开发只是创新的一个环节。”吕薇认为，《规划》体现了创新政策的综合性，不仅包含科技政策，还包含经济、财税、贸易、产业、金融、知识产权和标准等方面的政策。“正因为是一个政策包，所以在落实执行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要形成政策合力。如果不加强协调，有可能导致政策之间出现矛盾，甚至互相抵消。”吕薇认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规划》之所以围绕创新链系统部署，从根本上在于我国当前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形势。“自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实施以来，我国科技实力大大增强，令人鼓舞。然而，我国科技发展还有不平衡状况，在一些领域处于领跑状态，比如新能源，但在有些领域依然面临激烈竞争，甚至相对落后。”薛澜说。

“各个国家和产业领域都高度关注科技创新，积极探索，由此带来很多新的创新模式以及技术应用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现象。”薛澜说，比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科技虽然为其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其核心创新点往往不在于科技本身的成功，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创新的局面更加丰富多元，对《规划》制定提出了挑战。

薛澜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不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还是环境资源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就是要依靠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新时期，人们对科技发展的期待越来越高，对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多。《规划》回应了这种需求和期待。”薛澜说。

构筑国家先发优势

《规划》提出构筑国家先发优势，面向2030年再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重点开发移动互联、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增材制造、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技术的发展。同时，围绕增加创新的源头供给，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加强自由探索与学科体系建设，强化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

“在整个国际科技竞争中，我国在有些领域已经走到了前列，怎样才能走得更快更好呢？针对新形势，《规划》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的前沿性、引领性。”许倞说，如果说制定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时更多处于一种赶超追踪局面的话，《规划》则面向以我国科技发展步入领跑、并跑、跟跑并行的新阶段，更注重构筑先发优势，更加注重颠覆性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影响。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告诉记者：“颠覆性技术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对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对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要有深入研究，要有预测、预警机制。要对颠覆性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换代拐点有一个正确判断，再针对预判采取预先的行动，及时部署攻关新兴产业和关键技术。只有对颠覆性技术有积极主动的配置，才能把握国际竞争力和主动权。”

刘德培认为，颠覆性技术需要源头创新和自由探索。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自由探索有时候会产生新的学科，从而产生新的应用领域，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此外，有导向任务的基础研究，一般都是需求推动的，通过创新研究以后，所得成果就可能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自由探索和有任务导向的基础研究应该相辅相成。

“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薛澜说，历史上，许多科技重大突破酝酿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几次，中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错过了。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参与甚至引领。“历史不允许我们错过，必须得抓住机会。”薛澜说。

注重“区域”和“文化”

《规划》提出打造区域创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创新发展；建设带动性强的创新型省市和区域创新中心，依托北京、上海、安徽等大科学装置集中的地区建设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在京津冀、上海、安徽、广东、四川和沈阳、武汉、西安等区域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规划》突出了区域创新。”吕薇说，我国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创新发展阶段、创新要素布局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必须要因地制宜地营造创新发展环境，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创新也在全球化。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新要素在全球流动。哪里环境好，创新要素就流向哪里。所以各地都在努力营造创新环境，来吸引国内外的创新要素。”吕薇说。

吕薇指出，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比如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创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创新区，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创新区。“在这种情况下，《规划》分层次地进行布局，体现了因地制宜。”吕薇说。

突出创新文化建设也是《规划》的亮点之一。《规划》提出加快科学精神和创新价值的传播塑造，动员全社会更好理解和投身科技创新。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和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加强科研诚信、科研道德、科研伦理建设和社会监督，培育尊重知识、崇尚创造、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

吕薇认为，创新是有风险的，创新文化是创新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江浙一带和深圳市场经济都比较发达，但相比之下深圳的企业创新氛围更浓，这跟创新文化有密切关系。我们通过调研发现，深圳的很多创业者都是放弃了原本安逸的生活环境，来深圳奋力打拼的，他们都不惧怕失败。创新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敢为人先、宽容失败。”吕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