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的方针，体现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中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政府的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经验较丰富、较成熟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紧或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抑制实施“反周期”操作。被人们长期忽视的是供给管理，其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理性掌握的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首先，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人的需求是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使人类社会从以采集、狩猎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在全球化时代，供给侧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产出创新，可以在中国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出于对国内一些供给品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去大量出手购买使家庭卫生设施升级换代的“马桶盖”。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演变出“结构化”的动力问题，但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充分展开，才真正形成了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

其次，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科技创新、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有益经验而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常态“新”已明朗，“常”未实现。面临矛盾凸显的挑战，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各国经验都表明，供给侧涉及的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这5大要素中的前3项，在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过程中，较易表现出其支撑力和对发展的贡献，但其后因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转向衰减，中国即如此。为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经济发展“升级版”的主要“正能量”原动力。这样的问题导向，亟须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深化金融改革，等等。

虽然新阶段供给侧发力“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敢涉险滩，啃硬骨头。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不仅可以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先发优势”。

（摘自《供给侧改革十讲》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