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结束了3个多小时的讲座，78岁的樊锦诗和数十位北京大学学生在敦煌研究院前合影留念，日光灼烫依然。

这个时节的敦煌，下午6点半的太阳还称不上夕阳。

“你们才十八九岁吧？我刚到莫高窟那会儿，24岁了，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小啊！”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平日看似严肃的樊锦诗，眼神里涌出许多温柔。

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此后的50余年，她与莫高窟相生相融，再也分不开。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她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实习完的次年，樊锦诗大学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那时，虽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近20年，但敦煌的生活环境仍然异常艰苦。“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

毕业1年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她变了。“变土了，变成敦煌的人了，哪像上海姑娘？”

然而，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没走。1000多年来，能工巧匠藏于735个洞窟中的艺术珍宝，将她牢牢吸引。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筚路蓝缕开拓的敦煌研究保护事业，让后继者“小樊”深感肩负重责。

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20多年过去，1986年，丈夫彭金章放弃了武汉的工作，与她一起守护敦煌。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一个尤为迫切的命题摆在她面前：在自然环境破坏、洞窟本体老化与游客蜂拥而至的三重威胁下，如何让这些存留千年的脆弱艺术瑰宝“活”得更久？

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樊锦诗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08年底，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完成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的全新视角。

“不同于修修补补，数字化本身就是预防性的。把洞窟的信息采集下来，通过影像永久保存。几十年来，我们花的力气越来越多，步子越迈越大。”樊锦诗说。

2014年8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运行，“总量控制、在线预约、网络支付、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开始实施。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

实施过程绝非一帆风顺。首先，信息采集量极大，仅实现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数字化，须拍摄4万余幅照片，并需要繁复拼接，而莫高窟的壁画总面积多达4.5万平方米；另一方面，要面对各种质疑与责难，有人说她“死守着洞窟，反对旅游，有钱不会赚”。

“我不反对旅游，但前提要保护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得感谢、敬畏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遗产。”说到这里，身材瘦小的樊锦诗，突然坐直了身子。“一边要向文化遗产负责，一边要向游客负责。敦煌研究院在想尽办法，让游客在莫高窟看好、看舒服，但绝对不会放弃保护。”

对于自己的付出与努力，樊锦诗表示，自己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发展。认为自己离开院长职位后，“要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

她说的“该做的事”，是指规模达到100卷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

2011年，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两分册8开780页的报告，运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逐窟记录了洞窟位置、结构、保存状况等，是洞窟最翔实的档案资料。

“算是一种回归吗？”记者问。

“对。考古报告是每个考古人最基本的工作。好看不好看，都得原原本本记下来。搞研究不是开会，必须静下心来做，板凳不怕十年冷。”

“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感觉到，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家伙都努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樊锦诗说。

文/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