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总体债务规模和杠杆率水平并不高，但分布不均衡，政府、居民部门较低，非金融企业部门相对偏高。但考虑到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外币债务占比小、政府资产状况较好、债务主要集中在过剩行业，且商业银行拨备较为充足、财务状况较好等因素，可以说，我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6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吹风会上，对我国债务率进行分析并阐述相应对策。

相关负责人强调，我国当前总体债务规模和杠杆率水平并不高，但也存在杠杆分布不均衡、非金融企业相对偏高等情况，要在发展中消化杠杆率，尤其是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措并举降低杠杆率。

总债务规模和杠杆率并不高

近年来，国内外不同机构基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对我国总体债务规模、杠杆率进行了测算，大致范围在200%至300%之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2015年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为249%；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我国总体债务率2015年末为254.8%。

“无论以社科院还是BIS的口径来看，我国的总债务规模和杠杆率水平并不高，在主要经济体中，债务总体水平属于中等。”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孙学工表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债务杠杆在各部门分布不均衡，政府、居民部门较低，非金融企业部门相对偏高。

政府债务方面，据统计，截至2015年末，我国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4%。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2015年全国政府债务的杠杆率上升到41.5%左右。

“上述债务水平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经济体。”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王克冰介绍，我国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地方债务管理，包括对地方债实行限额管理，遏制地方债过快增长；对清理锁定的存量政府债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降低债务风险；把地方债全部纳入到预算管理，使地方债管理得到有效控制；建立了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

此外，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水平也比较低。中国社科院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在40%左右，主要发达经济体平均为75.2%，都高于中国水平。

“非金融企业债务是我国债务的主体，也是近年来我国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孙学工强调。

据介绍，不同机构对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测算差异较大。例如，截至2015年末，BIS数据为170.8%，中国社科院数据为131%。

债务形成有特殊国情

由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偏高，对企业和金融部门造成了一定影响。2011年以来，少数地区和个别行业已出现过局部债务链断裂，比如温州民间借贷风波、江浙沪鲁等地钢贸行业风险等。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与风险？

“企业借债经营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债务规模和杠杆率的高低与一国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存在密切关系。”孙学工强调，我国债务形成背后有特殊的国情。

孙学工表示，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和追赶型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可能有一个阶段杠杆率比较高，这是一个过程；从经济结构看，我国储蓄率比较高，达到50%左右，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从金融结构看，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股权融资规模远低于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融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这就导致非金融企业债务率较高。

“因此，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有特殊的国情和影响因素，属于‘成长中的烦恼’。”孙学工说。

在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背景下，企业债务风险已反映为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3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75%。部分地区和行业的企业间互保联保现象较为普遍，导致交叉违约，加重不良贷款比例攀升趋势。

“尽管如此，考虑到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外币债务占比小、政府资产状况较好、债务主要集中在过剩行业，且商业银行拨备较为充足、财务状况较好，完全有能力吸收可能产生的不良贷款损失，我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孙学工说。

银行不良资产风险可控

对于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副局长王胜邦表示，就总体而言，银行业运行状况是稳定的，风险也是可控的。

“近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呈上升态势，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王胜邦表示，监管机构也在密切监测产能过剩行业，目前的产能过剩行业不良率水平和全部贷款不良率水平大体相当。

“但客观地说，它的脆弱性要比其他行业更强一点，如果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如果PPI进一步走低，可能对这些行业的盈利能力会影响比较大，不良率可能上升比较快。”王胜邦说。

当前企业债务率偏高，商业银行不良率仍保持相对较低水平。王胜邦解释，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这次银行不良率上升是在非常低的基数下上升的，在过去几年经过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当时商业银行不良率最低下降到0.9%，现在的水平大概是1.75%，几乎翻了一倍；二是过去几年，商业银行用已经计提的减值拨备核销了很多不良贷款。

对于“债转股”问题，孙学工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的部署，正在进行研究论证。“市场化债转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实际它是一直存在的，在现有政策框架下也是可以做的。”孙学工说，这次政策研究的重点是要在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市场主体更大的自主权，营造一个更好的政策环境。

“在当前的情况下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有多方面积极的作用，特别对降杠杆、降成本，都有作用。”孙学工说，债转股是整体降杠杆综合性的措施之一，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债转股的对象企业完全应该由市场主体自己选择，同时应该对债转股对象企业设立一些红线或者负面清单，对于僵尸企业、有失信记录的企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严禁列为债转股对象。同时，这次债权转让的价格应该完全由市场主体基于真实价值自己协商处理，对债权和股权进行市场化定价，并且股权市场化推出。

政府债务还有举债空间

“我国债务风险目前总体可控，但未来潜在风险不可忽视。”孙学工强调，去杆杠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有效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是当前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的关键。

孙学工表示，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应当综合施策，首先是宏观上要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如果宏观大局不稳，企业经营状况就会恶化，杠杆率还会上升，要在发展中消化杠杆率。”他认为，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避免经济运行“硬着陆”。

孙学工还认为，要在结构上优化杠杆分布，降低企业杠杆。根据我国债务杠杆分布情况，可以优化债务在政府、居民、企业之间的配置。政府和居民部门可以适度加杠杆，帮助企业部门去杆杠。对于企业去杆杠也要区别对待，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债务期限结构、在经济周期中的阶段等，有扶有控，稳妥有序地开展去杆杠。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王克冰也认为，总体来看，我国政府债务还是有一定的举债空间。“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阶段性提高赤字率的要求，今年全国赤字率由去年的2.4%提高到3%。政府适当地加杠杆也有助于企业的去杠杆，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全社会债务收缩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全社会杠杆率水平逐步下降，政府的杠杆也可以逐步释放。”他表示，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加杠杆要依法规范举债，严禁各级政府违法违规举债。

“治本之策是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措并举降低杠杆率。”孙学工强调，降杠杆在根本上需要释放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总体看，当前我国总体债务风险仍然安全可控，只要我国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成效，杠杆率就会趋于稳定，个别和局部的债务违约就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