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工业和制造业是主战场。要坚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优化升级，积极培育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技术产业，逐步形成工业强国建设的有效机制，加快实现工业增长新旧动力转换，再造工业发展的新生态系统。

“十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是实质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形成工业强国建设的有效机制，加快实现工业增长新旧动力转换，再造工业发展的新生态系统。

第一，2015年工业运行呈现出增速加快下行、结构明显分化的特征，这使得“十三五”时期实质性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急迫和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经济波动看，我国的工业增长大体可以划分4个波动周期，分别是1978年到1985年，1985到1992年，1992到2007年,2007年至今。其中1992年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增速，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高达21.2%，而201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9%。2015年工业这个增速，无论是人口红利角度分析，还是从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来判断，都是与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相吻合的，也与从高速增长“旧常态”转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趋势相一致的。而且考虑到这个增速是在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基础上取得的，在“工业规模巨大，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这个增速依然值得自豪。

从工业内部运行看，结构分化特征十分明显。一是门类结构上，2015年三大门类中的采矿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4%，而制造业规模以上增加值增长7.0%。其中制造业中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2%，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1.8%，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二是行业结构上，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一些高技术及其相关行业和一些经济下行时的逆周期性行业（如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2015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速，而一些资源开采、原材料产业下滑十分严重，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下降32.6%、14.8%，利润则分别下降高达74.5%、65%。三是在区域结构上，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都快于东部地区，重庆、贵州、天津和江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都较高，而辽宁等省工业增加值出现负增长。这种结构分化特征，无疑是一种工业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动力正在转换的表现。但是，这种转换的速度和力度还远远不够，一方面，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规模不够，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例还不高，在经济下行巨大压力下增速还不够快，另一方面，一些原材料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这“增少减多”的动力转换格局必然影响了整体工业的增速。

虽然2015年仅仅是减速，但在如此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各方面指标显示工业运行风险概率在提高。2015年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直维持在荣枯线左右，2016年2月PMI为49.0，尤其是小型企业则出现大幅下滑；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18582亿元，比上年下降1.8%；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3554亿元，比上年下降2.3%。伴随着利润下降，企业负债率开始高企。因此，加大创新力度，做大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改造传统产业，加速推进工业新旧动力转换，就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这正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有之义。随着人口红利快速消失、企业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回报逐步下降，我国工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必然是创新。创新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工业创新能力提升需要整个工业生态系统的变革。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供给侧入手，从企业、产业和区域各层面推进，通过深化改革优化工业资源配置机制，提高供给要素质量，再造一个工业发展的新生态系统。这个新工业生态系统与原有的工业生态系统的关键区别是，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工业增长方式从劳动力和物质要素总量投入驱动主导转向了知识和技能等创新要素驱动主导，适应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需要。

第二，从企业层面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关键任务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

一是处置“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借债不断“输血”而勉强维持运营的企业。我国现阶段的“僵尸企业”大多分布在产能过剩的行业，这既包括处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绝对过剩行业，也包括存在于光伏、风电等产能相对过剩行业。“僵尸企业”占用大量经济资源却不产生经济效益，降低资源使用效率，影响经济发展活力。因此，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成为我国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和近期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当前，处置“僵尸企业”，政府应在全面评估“僵尸企业”经营困难程度、成因和未来发展潜力的基础上，抓住重点、分类化解、精准施策，协调推进，强调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决定“僵尸企业”的破产、重组还是存续以及存续企业转型、改革的方向。

二是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之本。当前，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后期并呈现出明显经济服务化趋势，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超越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0%。再加之中国实体企业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国际环境，实体企业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保证实体经济这一根基稳步发展，成为“十三五”时期颇具挑战性的重大任务。因此，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要围绕降低实体企业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行为。

三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16年要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调整和完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等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为整个“十三五”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确保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还在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

第三，从产业层面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关键任务是化解产能过剩和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工业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一方面，对于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工业，化解在工业化中期所积累庞大的工业产能，无疑是“十三五”时期的一个重大任务。到2016年2月，我国工业品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多月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此轮工业产能过剩化解任务的艰巨性。“十三五”时期如何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过剩产能实现市场出清，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尤其是要做好对于钢铁、煤炭、电解铝、建材等行业过剩产能退出工作。另一方面，要积极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进“互联网+中国制造”，加快培育工业增长新动能。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制造业有了到2050年的发展蓝图，更在于描绘了中国未来整体经济增长“新发动机”，这是中国经济在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一个重大突破。

无论是化解过剩产能，还是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战略，都要注意把握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力度”和“协同度”。一是要坚决避免以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为借口，进一步强化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从而影响良好技术创新生态的建设；二是要注意政府政策的协同性；三是注意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推进产业政策从政府选择、特惠措施为主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取向，转向普惠性、促进公平竞争和科技进步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取向。

第四，从区域层面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关键任务是通过实施新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工业资源配置，拓展工业发展空间。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新区域发展战略，一方面，这些战略的实施有赖于工业供给要素的跨区域有效流动，另一方面这些区域战略实施也极大地拓展了工业增长的空间。“一带一路”战略可以促进我国工业产能合作，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推动自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仅可以创造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工业投资需求，同时也努力构造研发与制造产业链条京津冀三地跨区域协同的新的工业生态系统；长江经济带战略覆盖全国11个省市，将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连接起来，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工业分工协作，形成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制造业协调发展带，有望形成若干符合《中国制造2025》战略方向的、世界级的、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则旨在到2030年将东北地区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和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意在于创新驱动，而企业家角色的核心内涵正是创新。实质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从企业层面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从产业层面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以及从区域层面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新区域发展战略，都要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家的核心作用，调动企业家创新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