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中国航天日特别报道 上一版3  4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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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版3  4下一版 2016年4月24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听老航天人讲航天日的故事——
一星破晓 光耀五洲
本报记者 佘惠敏
▲ 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研发的3D打印机,打印出五彩缤纷的模型,吸引参观者驻足。 ▲ 航天信息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向记者演示如何使用他们的系统软件,通过手机开增值税发票。 ◀ 航天信息公司生产的各种二代身份证、社保卡等产品。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参加过“东方红一号”卫星轨道计算任务的老航天人宋庆元

长征一号火箭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者陈克明

长征一号火箭设计师韩厚健

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作的老航天人戚发轫

◀ 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览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当年一共生产了5颗,1颗还在天上,这颗是它的同型小伙伴。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退役的发射塔架已锈迹斑斑,“东方红一号”卫星就是从这里发射升空。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中国航天日为什么定在4月24日?这是为了纪念46年前那个举国欢欣鼓舞的日子: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开启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大幕

46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参与过这一伟大事业的老航天人至今仍有不少在世。《经济日报》记者特地走访了其中部分代表,请读者们和我们一起,听老航天人讲航天日的故事。

我们也要搞卫星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首颗卫星。

这一年,宋庆元从东北大学数学系毕业,戚发轫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都分配到当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年轻的他们在听钱学森院长讲《导弹概论》课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参与发射中国第一颗卫星的研制工作。

1958年1月,美国也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

这一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得大一点。”

号令如山,十万建设大军奔赴甘肃和内蒙古交界处的戈壁荒滩,开始建设中国最早的卫星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也是这一年,中国科学院派出赵九章、杨嘉墀、钱骥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前苏联考察卫星工作。专家们在“老大哥”那里住了70天,连卫星的影子也没见到。他们达成共识:“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人造卫星,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中国科学院把卫星研制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代号581。然而,随着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在中科院拿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规划、做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模型后,581任务不得不暂停。

这一停就是好几年。但科学家们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

1964年,东风二号导弹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也爆炸成功,研制卫星的条件成熟了。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批复下,卫星任务重启,新代号是“651”。无数专家、学者、工人、军人为了这个目标集结了起来。

“1965年我正在下放劳动,接到电话非常激动,马上赶回来。”长征一号火箭设计师韩厚健回忆说,1965年1月到1967年11月是651任务的立项和方案设计阶段,当时他负责一二级液体火箭的研制工作。

陈克明是长征一号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他回忆说,第三级火箭的研制任务是1966年底接到的,比一二级稍晚,却非常重要。“一二级火箭只能送卫星到近地点,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要靠第三级火箭加速才能把卫星送入轨道,绕地球正常运行。”

1968年2月,专门负责卫星研制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负责卫星研制总体工作的孙家栋“点将”18人,组建总体设计部,戚发轫即为其中之一。

“中央提出四大要求: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上得去是火箭研究院任务,后面三个我们负责。”戚发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他此前做过东风二号,东风二号曾在天上出事故掉下来,就是因为技术没吃透,也没做地面实验。于是他们在东方红一号中吸取教训,设计18项地面实验,以保证上天可靠。

天上有了中国星

第一颗中国卫星的缔造者们,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

宋庆元需要把人脑当成电脑使。

当时,她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前身)工作,承担了卫星轨道计算和运载火箭弹道计算的艰巨任务。她回忆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计算机还是电子管,不是现在的半导体,只能用计算机语言手工编程。计算机内存小,速度慢,经常跳闸。一条弹道一次算不完,要分成4部分计算,中间结果存到磁带上,四五个小时才能算完。”而像这种连现在的计算器都比不上的计算机,当年却是我国三台大型计算机中最好的一台。宋庆元每天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经常一天忙得只吃一顿饭,持续半年多才完成任务。

陈克明死活找不到能给固体发动机做壳体的厂家。

这位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的82岁退休老专家,谈起数十年前的这件往事时依然一脸焦灼。当时他在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踏遍十几个省市,始终没找到一家能独立加工燃烧室壳体的厂家。“设计方案对第三级火箭要求特别高,要求装药重量超过88%,结构重量只能占12%,还要能高空工作,能旋转工作。”陈克明说,这要求发动机壳体既轻便又牢靠。他们最开始做的是玻璃钢壳体,因为强度低失败了,又改用特种钢壳体。没有任何厂家能单独完成,就把任务分散,找了好几家厂全国大协作,有的负责焊接,有的制造锻件,有的做热处理……终于按时完成任务。

做卫星的工人们用湿毛巾当防毒口罩用。

“东方红一号”卫星诞生在北京中关村地区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29厂里。给卫星的铝合金外壳蒙皮表面进行光亮阳极氧化处理时正值寒冬,由于厂房内不具备生产条件,工人们在冰天雪地里搭起木棚,在里面挖了两个大坑,上面支起三个大铅槽,槽中放入硝酸溶液,下面用木柴烧。为了防止风沙弄脏电解液,就在木棚上盖几片石棉瓦。没有防毒口罩,就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做试验,实在憋不住了,就跑到棚子外面吸几口新鲜空气,又跑回棚里继续干。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终于攻克了难关,使蒙皮表面的辐射率和吸收率达到了规定的技术要求……

经过无数中华儿女日夜奋战的努力,检验成果的时候到了。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的“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从一颗星到百颗星

这颗卫星因在太空演奏《东方红》乐曲并通过电波传送回这段音乐而得名,它上天后,因为末级火箭“观测裙”的特殊设计,曾达到2-3等星的亮度,肉眼直接可见。中国对“东方红一号”卫星飞经各国首都上空的时间进行了预报,以便各国观测,在当时引起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响。卫星设计寿命20天,实际工作28天才与地面失去联系。46年后的今天,亮度相当于6等星的“东方红一号”,仍然飞行在轨道上,能被我们从地面上观测到。

我国是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将国产卫星投射太空的国家。“东方红一号”不仅全部达到设计要求,而且质量达到173千克,比前4个国家首颗卫星的质量总和还要多出近30千克。

一星破晓,光耀五洲!

数十年前,那些勒紧裤腰带也要实现航天梦的中国人,土办法、零基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将中国送入“太空俱乐部”行列。

数十年来,那些为第一颗中国卫星奋斗过的机构和个人,与中国的航天事业共同进步,发展壮大。

戚发轫后来成为神舟五号飞船总设计师,参与完成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的梦想。

负责“东方红一号”卫星整星包装的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29厂,从一家生产老虎钳的仪器厂,成长为国内宇航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

给“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乐音盒的航天五院502所、赶制观测裙的航天五院508所,现在分别成长为卫星控制系统和遥感技术领域的佼佼者。

当年的航天五院,也就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一颗卫星竭尽全力;当年的航天一院,也就是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为一枚火箭殚精竭虑。如今,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从长征一号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已经进行了第226次飞行。中国正在使用的包括各类卫星在内的在轨航天器,已达到近150颗。

百星在天,熠熠生辉!

从一星破晓,到百星争辉,中国航天人新老更替、换了几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攻坚、开拓创新的航天精神却一直未变,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当时的国防科委曾组织一个各条战线参与研制和发射卫星的17人代表团,去天安门城楼参加当年的“五一”庆祝活动。本文采访过的宋庆元、戚发轫、韩厚健、陈克明都在代表团中,受到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讲,天上有2000颗卫星,我们才是两千分之一,放一个卫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没有骄傲,现在放到第226次。”忆往昔,看今朝,韩厚健感慨地说,“中国航天人越干越好,中国正在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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