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波动下行，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有效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当前，我国的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住”“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

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一是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社会需求。

公共产品是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品，在人均收入低时，人们对私人产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要远远多于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而且也有了支付能力。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16美元，在这个水平上对公共产品及其质量的需求是旺盛的。尽管我国过去对全国基础设施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但是与人们的需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极大的缺口。在地方层面这个缺口极大，其中不只是在农村和县镇基础设施极其落后匮乏，在二线三线城市也同样存在巨大缺口。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和垃圾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无线网络覆盖、园林绿化建设、文化艺术场馆、体育健身设施、停车场、居民休闲娱乐、养老健康事业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

不应该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应该提高城市建设标准。无论是在道路交通上，还是在城市功能设施上，或者是在公用民用建筑上，我们的建设标准过低，规划也不完善，因此容易出现反复拆后重建的现象，也容易限制城市基础设施发挥功效。在建筑标准上适当的超前绝不是铺张浪费，反而会为未来节约资源。

还应注意，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既应重建设，也应重维护。很多城市公共设施遵循了较高标准进行建设，因此各地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竖起来，看起来比发达国家更为繁荣。但是这些豪华设施没有得到很好维护，因此往往很快从刚建成的“发达国家”沦落为运行时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目前过剩的产能完全应该引向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在城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既增加了有效需求，消化了当前的产能，同时这些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是消费性的，不会产生新的过剩。

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二是全面提高民用产品质量，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产能过剩与其说是过剩，不如说是资源错配，是供给没有很好满足需求。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居民逐渐富裕起来，购买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一般而言，低收入群体会更多地购买低质量从而价格也低的产品。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收入增加，人们越来越看重产品的质量，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问题是，因为各种原因，国内制造业未能充分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品质需求的日益高涨，从而导致国内消费者出国抢购各种消费品，或者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国外产品。在这些产品中，奢侈品有世界顶级箱包、时装、珠宝、钟表，日用消费品有电饭煲，食品有婴儿奶粉、红酒等等。而实际上，其中很多产品是国内有能力生产的，还有很多国外品牌干脆就是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因此，去产能或去库存要做到的其实是淘汰落后产能，发展高端产能，提升产品质量。

提升产品质量，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和改进政府质量治理能力。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机制不够成熟，人民群众的质量需求与质量安全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还比较突出。我国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特别是质量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还不够完善，质量监管力量特别是基层力量严重不足，社会诚信体系还不健全，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我国国家质量技术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水平差距较大。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继续清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研究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国际上越来越重视的标准、计量、合格评定等质量技术基础纳入国家战略，加强集中统一管理，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完善国家量值传递溯源体系，推行电子商务等新业态认证认可制度，加快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整合，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和应对。加强质量国际合作，深化质量技术国际交流，建立健全监管合作机制，做到产品和服务质量“双提高”，实现国内和国外消费者“双满意”。

第二，通过产业政策，推动行业集中度适当提高，鼓励企业规模做大做强。在民用消费品领域，大部分产品都不适合过度竞争；如果过度竞争就会逼使企业无底线地降低生产成本，用低质量换取低成本，导致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最后还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应该鼓励企业融合并购、强强联合，允许一个行业只容纳有限数量企业，让它们的规模得到保证以获得规模经济好处，从而有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大型企业会形成品牌和知名度，这也增加了其维护质量的动机。此外，少数企业之间也能形成有序竞争。以美国为例，即使是啤酒、饼干、个人卫生护理产品这样的轻工业日用消费品，也都是由少数企业占据着大部分市场份额的，这种市场份额又处于动态的竞争压力之下，促使企业爱护羽毛——重视产品质量和企业声誉。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