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即将全面启动。《经济日报》记者针对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

记者：此次调整玉米临储政策是基于什么考虑？

黄汉权：近两年来，玉米临储政策的弊端进一步凸显，已不能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要求。

一是“托市”收购量价齐涨严重扭曲市场机制。2007至2014年，我国连续4次提高了带有“托市”性质的玉米临储价格，累计涨幅达到49%，导致收储价格远高于市场均衡价格。

二是人为制造玉米、大豆不合理比价误导资源错配。2008年以来，玉米临储价格提高幅度高于大豆收储价格涨幅近20个百分点，传统大豆产区纷纷压缩大豆改种玉米，种植结构严重失衡。

三是国内外市场价格严重倒挂导致进口激增。受玉米临储价格提高和国际市场价格持续下行的影响，国内玉米比国际价格高600至700元左右，导致玉米及其饲料替代品（大麦、高粱）进口大幅度增加，严重冲击了国内玉米市场。

四是巨量超额储备导致资金使用低效和财政负担加重。2012至2014年，国家玉米临时收购资金从610亿元增加到1866亿元，两年内增加了2.1倍，占三大谷物收购总金额的52.3%。

记者：我国玉米临储政策调整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方向是什么？

黄汉权：玉米临储政策归根到底是价格支持政策，它被赋予托市、保价、增收等诸多功能，负荷过重，导致价格作为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基本功能严重丧失，改革就是要给价格支持政策“减压减负”，也就是说，要把农产品定价权交给市场，实现价格反映供求、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功能与政府补贴的利益调节功能相分离。

记者：改革后如何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如何推进玉米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黄汉权：在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刚性上升、国外低价农产品进口冲击的背景下，按“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原则调整玉米临储政策，要稳定和发展农业，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农民收入不徘徊，必须增加玉米生产者补贴，以弥补成本上涨和价格下跌对生产者利益的侵蚀。当前，我国扩大农业补贴规模不仅有财力基础，也有可利用的国际规则空间。

与玉米临储政策改革相配套，要稳步推进玉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鼓励支持大豆和青储玉米种植，减少玉米种植面积和产量。要采取深加工转化一批、养殖过腹一批、对外援助一批、休耕补贴一批等“四个一批”措施，给大量的玉米库存找到出路，以最小代价和最有效的方式消耗玉米库存，推动玉米产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