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高法统计，截至2015年底，超过300万人上了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他们购买飞机票、火车软卧、高铁和动车一等座等行为被限制。其中，约20%的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威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近3年来，全国法院执行案件数由340万件猛增到480万件，但由于存在被执行人以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等手段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等问题，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及被执行财产难上加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强信息化建设就变得尤为重要。按照最高法有关规划，信息化查控体系与信用惩戒系统将于今明两年健全。

在司法实践中，要想推进解决执行难，首先必须理性科学地界定什么是“执行难”。所谓“执行难”，是指有财产可供执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全部执行的情况。具体表现为，被执行人抗拒或规避执行、转移或隐匿财产、逃废债务；法院执行手段匮乏、执行措施不力或出现消极执行、拖延执行，以及有关人员或部门干预执行等情形。

要解决执行难、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就要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在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上，使这部分案件全部或绝大部分得到及时依法执行。同时，对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要有合理规范的消化渠道。比如，对具有法人资格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可通过破产程序予以解决；对不具有破产资格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则可通过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解决，一旦重新查找到财产，还应及时恢复执行。同时，对一些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的涉民生案件，人民法院要通过完善社会或司法救助制度予以解决。

更重要的是，人民法院应致力于解决自身存在的消极执行、拖延执行、不规范执行等问题，不断增强执行流程的公开性、透明度；要形成相应的法律机制，排除对强制执行的非法干预，破除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营造良好的依法执行环境。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因为个别法院自身失范行为产生的“100-1=0”的结果，才能真正提高人民群众对法院执行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