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收到了孙犁先生的女儿孙晓玲大姐寄来的一本新著《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惊异地发现书中有一篇文章，标题是《父亲与侯军的一段忘年交》。我一口气读完这篇万字长文，读罢沉吟良久。晓玲姐在孙老的晚年一直悉心照顾父亲，她在文章中提到，她下决心辞掉自己心爱的工作专职照顾老父亲，正是听从了我的建议。从她的文章中，我获知了许多以前无从知晓的事情，尤其是我并不在场的情况下，由晓玲姐转述的孙老对我的诸多关爱和中肯点评，令我意想不到，感动万分。

转眼，孙犁先生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心中的孙老形象却似乎越来越清晰。那一幕幕难忘的场景，那一声声带有浓重河北口音的话语，那一封封充满关爱与勉励的来信，禁不住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

余生也晚，当我走进孙犁老人长期供职的天津日报工作时，他已年逾六旬。恰恰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这个既没上过大学又无家学渊源的后生晚辈，得以沾溉这位文坛巨星的晚岁余晖，从孙老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乃至耳提面命中，获得无价的人生教益，足以惠及终身。

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77年冬天。那时，我刚到天津日报当记者。一天早晨我去锅炉房打水，同事冲着前面刚刚走过的高个子老人努努嘴，说：“瞧，那就是孙犁。”我连忙追出去看，却只见到一个背影，一个穿着深蓝色涤卡上衣、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背影。

这第一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直到今天，我每每想到孙犁先生，脑海里最先浮现出的总是那个背影。

我真正接触到孙犁先生，已经是在多年以后了。1984年，我被调去主编报告文学专版。可巧，当时副刊上刚刚发表了两篇孙犁早期的报告文学，我读后发现了一些新的风格要素，就想对此做一番研究。我草拟了一篇《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的论文提纲，想请孙犁先生过目。在写给孙犁先生的一封信中，我还斗胆对刚刚出版的《孙犁文集》中有关文章的体例划分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封信是托文艺部的老编辑张金池转交的。老张也曾参加过《孙犁文集》的编纂工作。他一听说我对文集的体例提出了质疑，就善意地提醒我说，你不知道吗，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你批评文集的编辑体例，这不就等于批评孙犁先生吗？我闻言暗暗后悔，生怕自己的冒失之举会引起孙老的不快。

两天后，老张给我打来电话，说孙老回信了，让我到文艺部去取。我赶去一看，岂止是回信，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老荒集》，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孙犁先生的签名本。更令我惊喜的是，孙老在回信中对我的探索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写道：“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见孙犁《无为集》）。

这封回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距今已近30年了。正是因为孙老的这段话，我才立下志愿要做一个“学者型记者”，我才能够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今天，我可以告慰于孙老的是，在读到孙老教诲后的这20多年间，我已出版各类著作20余种，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从孙老当年的那封来信发端的！

二

我与孙犁先生接触逐渐多起来，是在1987年以后。那时我搬到报社的宿舍居住，随后，孙老也从多伦道的老宅子搬了过来，晓玲姐就住在我的楼下，这使我与孙老之间的信息往还，有了一个直接而固定的渠道。

晚年的孙犁深居简出，不喜热闹。因此，即使我与老人家已经很熟了，也很少去打扰他，有事多采用书信联系。起初是晓玲姐亲自充当“信使”；后来她的宝贝儿子张帆长大了，那个大眼双眼皮儿的小胖子，便成了在外公与我之间往来送信的“小邮差”。

1992年冬，我决定从天津南下深圳。对我的这个决定，绝大多数友人都持反对态度。凭我的直觉，孙犁先生多半也不会赞同。但是，作为多年受到老人家关怀的晚辈，我又不忍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远行。踌躇再三，我决定婉转地征询一下孙老的意见。

依旧是让晓玲姐给联系好时间，我前往孙老家拜望。孙老把我让到沙发上，他自己还是习惯地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我吃惊地发现，几个月没见，孙老消瘦了很多，而且满面病容。我对孙老说：“听说您近来身体不好，也不敢来打扰。可是，没想到您瘦成这样了。您应该去医院看一看呀！”

“我不去医院，”孙老口气异常坚定，“我生病从来都是自己扛过去的”。

我知道劝说是徒劳的，便止住了这个话题，正想提起南下的事情，孙老却先发问了：“侯军啊，我最近怎么没见你写的东西呀？”

真没想到孙老会问这个问题，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确实，自打决定南下，我就很少再写文章了。孙老的发问，既使我感动，更令我感到几分愧疚。

见我不言语，孙老的口气显得重了一些：“我也知道你忙，负一点责任就更忙。不过再忙，也不能扔下你的笔。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是个文人了。我常说一句话：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

这是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教诲，一字字像刀刻斧凿一般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此后的日子里，每当我因忙碌而懈怠，因疲倦而懒散，因心绪不佳而自我放纵的时候，我的耳畔就会回荡起孙老这语重心长的叮嘱，我的背后就像有一双慈祥而充满厚望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使我不忍懈怠不敢懒散不能放纵。孙犁先生的这一番教诲，使我永怀感激！

三

我南下深圳不久，孙老的病情就急剧恶化，动了大手术，胃切除二分之一。这对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1994年8月，也就是孙犁先生病愈出院整整一周年之际，我回津探亲，行装甫卸，便急不可耐地约见孙犁先生。

像往常一样，前来开门的依然是孙老本人。只见孙老面容清癯，满头银发，一派儒雅的学者风度。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他的脸上竟看不出一丝大病初愈的衰容，走路虽然稍显缓慢，但却十分稳健。落座之后，我环顾了一下老作家的书房，发现一切陈设都没有改变，唯一变化的是墙上悬挂的字幅。记得一年前我来造访时，书房里挂着津门书家辛一夫的一幅章草，上书“人淡如菊”四字；而今，这横幅的位置被一个镜框所替代，镜中镶嵌着孙犁先生自书的四个笔酣墨浓的大字：“大道低回”。这四字之易，足以让人回味良久。

我一开口，自然是孙老的身体状况，孙老笑道：“你今天来得真巧，今天正好是我出院一周年。去年发病的时候，你幸好没见着，那简直不成样子了：身上瘦得皮包骨，走路都得让人扶着，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当时真的以为自己快不行了。谁知做了手术之后，恢复得挺好，现在一切生活又能自理了，有时还能写点文章哩。”

从孙老的语气中，不难听出他的欣慰和满足。出于职业的习惯，我连忙不失时机地向他约稿：“您最近又写了什么新作？有没有文章先给我们的副刊发表？”孙老听罢笑了，说：“你看最近天气这么热，哪里拿得起笔呀？我昨天还和一个朋友说笑话，我说现在是一只手拿扇子，一只手拿毛巾，腾不出手来拿笔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孙老的屋子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我有些诧异，就说，您为什么不装个空调？起码可以装个电扇呀。孙老摇了摇手里的大蒲扇，说：“我这个人，从小在农村的环境里长大，对电器总是弄不好，一吹电扇就不行，只能用扇子。我总觉着电扇吹出来的风不如自然风来得舒服。我看，还是‘道法自然’好哇！”

这番话讲得自自然然，朴实无华。面前的这位老人，虽久居大城市，却始终把他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他所生长的那片广袤的原野上，几十年不移不易。这，或许正是他的文章能永葆其纯朴自然的清新之气的原因所在吧。

接下来，我把话题转向了文学，我说，孙老，您一向提倡“为文乃寂寞之道”。可是，眼下要耐得住这份寂寞实在太难了。对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孙老答道：为文的人，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规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坐不下来，原来能坐下来的，现在也坐不住了。整天烦躁不安，人心浮动，有个词儿形容，就是“浮躁”。在这种心态下，能写出什么好作品呢？至于寂寞为文，提倡是一回事，时代风气是另一回事。我现在也感到我所恪守的这一套，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许多人已经不以为然了。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坚信文人应当恪守“寂寞之道”的。

那次畅谈中，孙老题赠给我一本《孙犁新诗选》，还为我在一套八卷精装珍藏本《孙犁文集》的扉页上签了名。那次见面，我特意征得孙老的同意，与他照了几张合影。这是我唯一一次获得拍照的特许，连晓玲姐都很兴奋，也上前与老父亲一起合照。她说，这样的机会在她也是十分珍贵的。

四

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99年1月18日。那天，我与天津日报副总编滕云先生一起去天津总医院探望孙老。当时，他刚吃过早餐，正半躺半坐地倚在病床靠背上。

坐定之后，滕云开始向孙老介绍刚刚举行的天津日报社50周年庆典的情况，孙老听得很认真，嘴里不时发出短促的应答声。显然，老人已经没有气力讲稍长的句子了。我望着老人的病容，不禁记起五年前老人家与我谈笑风生的情形，顿时眼前蒙上一层水雾。孙老已经住院很久了，白发乱蓬蓬的，胡须大概也有很长时间没刮了，最令人惊心的是，老人的指甲足有半寸长，竟没有修剪。这同以往我印象中特别爱清洁、特别注重仪表的孙犁先生，简直判若两人了。

滕云把正事说完了，就把时间交给了我，让我抓紧跟老人说几句话。我俯身在老人的病床前，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老人慈祥地打量着我，吃力地抬了抬手，我立即领会了老人的意思，赶忙把自己的手伸了过去。老人把他的手压在我的手上。我附在孙老的耳边大声说，我们都很惦念您。听说您生病了，很着急。今天能见到您，看到您精神还不错，我感到很高兴。在南方，您有很多读者，大家都希望看到您写出好作品……这句话一出口，滕总立即给我使个眼色，我立即醒悟到自己失言了，马上收住话头。孙老在听我讲前面几句话时，一直在不停地“哦哦”应答着。可是一听我说起“写作”这个字眼，老人就不再应声，慢慢地把眼睛闭上了。

旁边的护理人员见状，悄声告诉我们，这表示老人家已经累了，没有精力了，我们连忙告辞。从孙老的病房出来，滕总赶忙解释说：“我临来时忘记告诉你，孙老宣布封笔之后，就再也不提写作的事，别人提及也不回应。刚才你见到的，就是这个情况。”我顿时感到很难过，自悔不该无意中触动孙老的忌讳。滕总却说：“孙犁先生是作家，对作家不提写作也不现实，这不能怪你。不过，我过去只是听说，今天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孙老对写作这个字眼如此敏感。其实，这个现象本身就很值得研究啊！”

是啊，一个以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倾注于文学事业的老作家，何以会在晚年封笔，进而对“写作”二字讳莫如深呢？这确实值得学术界认真探究和破解——这是孙老留给后人的一个难解之谜！

后来，我见到刘宗武先生，他告诉我，其实孙老封笔之后，并非再不提笔，他时常会在独处时拿起钢笔，在白纸上随意地写字，写完就扔进纸篓。刘先生真是个有心人，他曾趁孙老不注意，从纸篓中拣出一些零碎的纸片，从而使孙老封笔之后的部分字迹，得以保存。我有幸得到了几页复印件，纸上无序地写着一些人名和书名，从中依稀可见晚年孙犁的片断思绪和所思所想。今天借《经济日报》副刊的珍贵版面，予以披露，尚望读者由此看到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清晰的孙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