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收到了孙犁先生的女儿孙晓玲大姐寄来的一本新著《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惊异地发现书中有一篇文章,标题是《父亲与侯军的一段忘年交》。我一口气读完这篇万字长文,读罢沉吟良久。晓玲姐在孙老的晚年一直悉心照顾父亲,她在文章中提到,她下决心辞掉自己心爱的工作专职照顾老父亲,正是听从了我的建议。从她的文章中,我获知了许多以前无从知晓的事情,尤其是我并不在场的情况下,由晓玲姐转述的孙老对我的诸多关爱和中肯点评,令我意想不到,感动万分。
转眼,孙犁先生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心中的孙老形象却似乎越来越清晰。那一幕幕难忘的场景,那一声声带有浓重河北口音的话语,那一封封充满关爱与勉励的来信,禁不住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
余生也晚,当我走进孙犁老人长期供职的天津日报工作时,他已年逾六旬。恰恰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这个既没上过大学又无家学渊源的后生晚辈,得以沾溉这位文坛巨星的晚岁余晖,从孙老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乃至耳提面命中,获得无价的人生教益,足以惠及终身。
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77年冬天。那时,我刚到天津日报当记者。一天早晨我去锅炉房打水,同事冲着前面刚刚走过的高个子老人努努嘴,说:“瞧,那就是孙犁。”我连忙追出去看,却只见到一个背影,一个穿着深蓝色涤卡上衣、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背影。
这第一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直到今天,我每每想到孙犁先生,脑海里最先浮现出的总是那个背影。
我真正接触到孙犁先生,已经是在多年以后了。1984年,我被调去主编报告文学专版。可巧,当时副刊上刚刚发表了两篇孙犁早期的报告文学,我读后发现了一些新的风格要素,就想对此做一番研究。我草拟了一篇《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的论文提纲,想请孙犁先生过目。在写给孙犁先生的一封信中,我还斗胆对刚刚出版的《孙犁文集》中有关文章的体例划分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封信是托文艺部的老编辑张金池转交的。老张也曾参加过《孙犁文集》的编纂工作。他一听说我对文集的体例提出了质疑,就善意地提醒我说,你不知道吗,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你批评文集的编辑体例,这不就等于批评孙犁先生吗?我闻言暗暗后悔,生怕自己的冒失之举会引起孙老的不快。
两天后,老张给我打来电话,说孙老回信了,让我到文艺部去取。我赶去一看,岂止是回信,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老荒集》,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孙犁先生的签名本。更令我惊喜的是,孙老在回信中对我的探索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写道:“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见孙犁《无为集》)。
这封回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距今已近30年了。正是因为孙老的这段话,我才立下志愿要做一个“学者型记者”,我才能够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今天,我可以告慰于孙老的是,在读到孙老教诲后的这20多年间,我已出版各类著作20余种,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从孙老当年的那封来信发端的!
二
我与孙犁先生接触逐渐多起来,是在1987年以后。那时我搬到报社的宿舍居住,随后,孙老也从多伦道的老宅子搬了过来,晓玲姐就住在我的楼下,这使我与孙老之间的信息往还,有了一个直接而固定的渠道。
晚年的孙犁深居简出,不喜热闹。因此,即使我与老人家已经很熟了,也很少去打扰他,有事多采用书信联系。起初是晓玲姐亲自充当“信使”;后来她的宝贝儿子张帆长大了,那个大眼双眼皮儿的小胖子,便成了在外公与我之间往来送信的“小邮差”。
1992年冬,我决定从天津南下深圳。对我的这个决定,绝大多数友人都持反对态度。凭我的直觉,孙犁先生多半也不会赞同。但是,作为多年受到老人家关怀的晚辈,我又不忍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远行。踌躇再三,我决定婉转地征询一下孙老的意见。
依旧是让晓玲姐给联系好时间,我前往孙老家拜望。孙老把我让到沙发上,他自己还是习惯地坐在那把旧藤椅上。我吃惊地发现,几个月没见,孙老消瘦了很多,而且满面病容。我对孙老说:“听说您近来身体不好,也不敢来打扰。可是,没想到您瘦成这样了。您应该去医院看一看呀!”
“我不去医院,”孙老口气异常坚定,“我生病从来都是自己扛过去的”。
我知道劝说是徒劳的,便止住了这个话题,正想提起南下的事情,孙老却先发问了:“侯军啊,我最近怎么没见你写的东西呀?”
真没想到孙老会问这个问题,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确实,自打决定南下,我就很少再写文章了。孙老的发问,既使我感动,更令我感到几分愧疚。
见我不言语,孙老的口气显得重了一些:“我也知道你忙,负一点责任就更忙。不过再忙,也不能扔下你的笔。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是个文人了。我常说一句话: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
这是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教诲,一字字像刀刻斧凿一般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此后的日子里,每当我因忙碌而懈怠,因疲倦而懒散,因心绪不佳而自我放纵的时候,我的耳畔就会回荡起孙老这语重心长的叮嘱,我的背后就像有一双慈祥而充满厚望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使我不忍懈怠不敢懒散不能放纵。孙犁先生的这一番教诲,使我永怀感激!
三
我南下深圳不久,孙老的病情就急剧恶化,动了大手术,胃切除二分之一。这对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1994年8月,也就是孙犁先生病愈出院整整一周年之际,我回津探亲,行装甫卸,便急不可耐地约见孙犁先生。
像往常一样,前来开门的依然是孙老本人。只见孙老面容清癯,满头银发,一派儒雅的学者风度。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他的脸上竟看不出一丝大病初愈的衰容,走路虽然稍显缓慢,但却十分稳健。落座之后,我环顾了一下老作家的书房,发现一切陈设都没有改变,唯一变化的是墙上悬挂的字幅。记得一年前我来造访时,书房里挂着津门书家辛一夫的一幅章草,上书“人淡如菊”四字;而今,这横幅的位置被一个镜框所替代,镜中镶嵌着孙犁先生自书的四个笔酣墨浓的大字:“大道低回”。这四字之易,足以让人回味良久。
我一开口,自然是孙老的身体状况,孙老笑道:“你今天来得真巧,今天正好是我出院一周年。去年发病的时候,你幸好没见着,那简直不成样子了:身上瘦得皮包骨,走路都得让人扶着,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当时真的以为自己快不行了。谁知做了手术之后,恢复得挺好,现在一切生活又能自理了,有时还能写点文章哩。”
从孙老的语气中,不难听出他的欣慰和满足。出于职业的习惯,我连忙不失时机地向他约稿:“您最近又写了什么新作?有没有文章先给我们的副刊发表?”孙老听罢笑了,说:“你看最近天气这么热,哪里拿得起笔呀?我昨天还和一个朋友说笑话,我说现在是一只手拿扇子,一只手拿毛巾,腾不出手来拿笔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孙老的屋子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我有些诧异,就说,您为什么不装个空调?起码可以装个电扇呀。孙老摇了摇手里的大蒲扇,说:“我这个人,从小在农村的环境里长大,对电器总是弄不好,一吹电扇就不行,只能用扇子。我总觉着电扇吹出来的风不如自然风来得舒服。我看,还是‘道法自然’好哇!”
这番话讲得自自然然,朴实无华。面前的这位老人,虽久居大城市,却始终把他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他所生长的那片广袤的原野上,几十年不移不易。这,或许正是他的文章能永葆其纯朴自然的清新之气的原因所在吧。
接下来,我把话题转向了文学,我说,孙老,您一向提倡“为文乃寂寞之道”。可是,眼下要耐得住这份寂寞实在太难了。对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孙老答道:为文的人,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规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坐不下来,原来能坐下来的,现在也坐不住了。整天烦躁不安,人心浮动,有个词儿形容,就是“浮躁”。在这种心态下,能写出什么好作品呢?至于寂寞为文,提倡是一回事,时代风气是另一回事。我现在也感到我所恪守的这一套,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许多人已经不以为然了。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坚信文人应当恪守“寂寞之道”的。
那次畅谈中,孙老题赠给我一本《孙犁新诗选》,还为我在一套八卷精装珍藏本《孙犁文集》的扉页上签了名。那次见面,我特意征得孙老的同意,与他照了几张合影。这是我唯一一次获得拍照的特许,连晓玲姐都很兴奋,也上前与老父亲一起合照。她说,这样的机会在她也是十分珍贵的。
四
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在1999年1月18日。那天,我与天津日报副总编滕云先生一起去天津总医院探望孙老。当时,他刚吃过早餐,正半躺半坐地倚在病床靠背上。
坐定之后,滕云开始向孙老介绍刚刚举行的天津日报社50周年庆典的情况,孙老听得很认真,嘴里不时发出短促的应答声。显然,老人已经没有气力讲稍长的句子了。我望着老人的病容,不禁记起五年前老人家与我谈笑风生的情形,顿时眼前蒙上一层水雾。孙老已经住院很久了,白发乱蓬蓬的,胡须大概也有很长时间没刮了,最令人惊心的是,老人的指甲足有半寸长,竟没有修剪。这同以往我印象中特别爱清洁、特别注重仪表的孙犁先生,简直判若两人了。
滕云把正事说完了,就把时间交给了我,让我抓紧跟老人说几句话。我俯身在老人的病床前,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老人慈祥地打量着我,吃力地抬了抬手,我立即领会了老人的意思,赶忙把自己的手伸了过去。老人把他的手压在我的手上。我附在孙老的耳边大声说,我们都很惦念您。听说您生病了,很着急。今天能见到您,看到您精神还不错,我感到很高兴。在南方,您有很多读者,大家都希望看到您写出好作品……这句话一出口,滕总立即给我使个眼色,我立即醒悟到自己失言了,马上收住话头。孙老在听我讲前面几句话时,一直在不停地“哦哦”应答着。可是一听我说起“写作”这个字眼,老人就不再应声,慢慢地把眼睛闭上了。
旁边的护理人员见状,悄声告诉我们,这表示老人家已经累了,没有精力了,我们连忙告辞。从孙老的病房出来,滕总赶忙解释说:“我临来时忘记告诉你,孙老宣布封笔之后,就再也不提写作的事,别人提及也不回应。刚才你见到的,就是这个情况。”我顿时感到很难过,自悔不该无意中触动孙老的忌讳。滕总却说:“孙犁先生是作家,对作家不提写作也不现实,这不能怪你。不过,我过去只是听说,今天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孙老对写作这个字眼如此敏感。其实,这个现象本身就很值得研究啊!”
是啊,一个以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倾注于文学事业的老作家,何以会在晚年封笔,进而对“写作”二字讳莫如深呢?这确实值得学术界认真探究和破解——这是孙老留给后人的一个难解之谜!
后来,我见到刘宗武先生,他告诉我,其实孙老封笔之后,并非再不提笔,他时常会在独处时拿起钢笔,在白纸上随意地写字,写完就扔进纸篓。刘先生真是个有心人,他曾趁孙老不注意,从纸篓中拣出一些零碎的纸片,从而使孙老封笔之后的部分字迹,得以保存。我有幸得到了几页复印件,纸上无序地写着一些人名和书名,从中依稀可见晚年孙犁的片断思绪和所思所想。今天借《经济日报》副刊的珍贵版面,予以披露,尚望读者由此看到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清晰的孙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