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新趋势的讨论不绝于耳，各方观点云集。在这样的舆论形势下，理性客观地看待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新趋势关乎我国金融稳定的大局，至关重要。

全面认识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新趋势，需将其纳入整个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全球资金流向调整的大格局下进行思考，深入分析影响国际资本流动逆转的内外部因素，全面客观地研判我国在应对国际形势变化中的主动调整和被动调整行为。

分析起来，发达经济体对于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的影响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流入期”，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资金流入新兴市场，给后者带来虚假繁荣的幻象，掩盖了后者自身结构性问题。第二阶段：“瓶颈期”，因自身结构性缺陷，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开始遭遇瓶颈，增速由高转低，经济处于换挡阶段。第三阶段：“撞车期”，发达经济体经济开始复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换挡期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从紧期“撞车”，国际资本加速外流将会让新兴经济体“雪上加霜”。第四阶段：“爆发期”，大规模国际资本外逃，金融市场波动剧烈，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性枯竭，资产质量恶化，国债收益率迅速上涨且大幅震荡，国际投资者迅速撤离，资本外逃进一步恶化，最终爆发金融危机。当前，我国、印度等国宏观经济面相对较好且外汇储备较为充分，如果应对得当，跨境资本流出风险基本可控。

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都将承受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资本流动方向更加不确定，波动更加剧烈。外部因素上，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是影响国际资金流向的关键要素。内部因素上，新兴经济体自身经济实力是吸引国际资本的根本原因。受外需疲弱、产能过剩和去杠杆等因素影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国际资本逐利空间缩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认识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新趋势，需要把握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其一，认清消极和积极因素。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成因和传导机制较为复杂，除了内外部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属于我国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主动调整和被动调整行为。近年来，我国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在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上逐步放松管制，浮动弹性进一步增强。未来一段时期内，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进程加速，特别是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我国海外资产配置需求将进一步增加，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更加剧烈。相比吸引外资，我国对外投资的步伐明显加速，2014年我国的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规模,我国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利用正在进行重大战略性结构调整，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可能持续快于外商直接投资。

其二，亟需建立系统性预案。近日，美联储启动全球市场关注已久的加息。“靴子”落地，诸多不确定因素复杂，给下一步的全球经济走势带来新的变量。面对新变局，我国应未雨绸缪，及早谋划，制定系统性预案。比如，可考虑效仿巴西、智利等国，尽快建立统一全口径的跨境资本流动实时统计监测系统，采用直联接口获得第一手信息，提高统计分析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前瞻性，为预警和宏观政策实施提供依据；再如，因跨境资本流动涉及居民、企业、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部门，亟需建立行之有效的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管理部门以及国内外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为监管信息的交流共享提供平台，也为协调政策的一致性创造交流机制。此外，我国应构建市场预期调查制度，把握市场预期动态，同时保持政策信息的透明度，适时公开政策调控的目标、依据和决策过程，消除导致非理性预期的影响因素，有效引导投资者形成理性预期，避免信息不对称下非理性预期的扰动，减少跨境资本剧烈波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