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母亲所有的陪嫁物件中唯一起眼的家具——棕黄的写字桌带有两个小柜子，中间的抽屉有一个雕花的把手。抽屉里珍藏着的，是母亲旧时光里的温情，是记忆中那一抹动人的绿色。

抽屉里的信有三十七封，焦黄的牛皮纸封面，各种图案的邮票，形状不一的邮戳。相同的是，每封信上的收件人姓名都是母亲。而右下角写的寄件人的名字，已被母亲的双手摩挲了好多次，淡蓝色的钢笔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可我们都知道，那个远方的寄信人是父亲。

镇上邮局里的邮递员叔叔是位浓眉大眼的青年，他右腿有点残疾。每次我去帮母亲拿信的时候，会迫不及待地报上母亲的姓名，他总是微笑着，挪步到一个绿色的大邮包前，一层层地翻找。记忆里的邮包有很多个夹层，每一层都有标签，上面标注的地址详尽到具体的村子。叔叔找出信之后总会轻轻拍打掉上面的浮尘，然后把信递给我。我至今都记得他小心翼翼的样子，记得我们之间那种神圣的交接和传递，我会把信装在书包里某本书的夹层中间，防止它被我揉弄出褶皱。

母亲读信的时候我总会双手攀在她的脖颈上跟她一起看，小学二三年级的我并不能完整地读出信的内容，但我能大声念出首行的称谓：淑云妻，这时母亲总会羞涩地抿嘴一笑。母亲读信的神态和样子格外温柔娴静，有时候她也会鼻尖发红，眼里泛着点点泪光，每一封信她都会很好地收放起来。晚饭间，母亲会告诉奶奶父亲在外一切都好，也会一并转达他的思念和问候。

最难忘十年前的冬天。下雪的前一个夜晚屋子里还被小火炉烤得热情洋溢，奶奶喜欢在冬夜熬一杯又浓又滚的热茶，母亲会做些零碎的针线活，我翻着一本很旧的童话故事书，被书中一条叫苏丹的老狗的忠心感动得一塌糊涂。可是那个夜晚过后，我亲爱的奶奶再也没有醒过来，清晨母亲带我去邮局发一份电报给父亲。脚下的厚雪被踩得咯吱作响，热气充斥着脖颈、包裹着我们全身，在那一片白茫茫的天地里，我和母亲两个人显得势单力薄，孤立无援。

我们终于抵达小镇，眼见那一抹绿在寒风中挺立，在空旷寂静中格外鲜明。邮局门口的积雪早已被清扫干净，邮筒张着嘴巴静默地立在一边。母亲和浓眉叔叔交谈着电报的内容，我站在门后，搓着双手，眼眶发红，叔叔递给我一杯热水，顺便告诉母亲可以删减几个字省去几块钱……

我和同龄的玩伴童年几乎都是相似的，我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但父亲们常年在遥远的南方打工，亲情与我们而言，是部分缺失的。在那个手机不像现在一样普遍的年代，那间绿色的小房子，是我们唯一能得知道父亲消息的地方。那一抹绿色，让我时常牵挂和想念，但也填补着我的缺失与遗憾，那一抹绿，是童年最闪亮的色彩。

高中在市里上的寄宿学校，空闲时喜欢看书，也会写一些东西投稿。有一次班主任说投稿的文章获奖了，让我带着身份证去邮局领取稿费，永远难忘当时的心情。那是我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喜悦。市区的每一条街、每一家店都是陌生的，一路上和每个人擦肩或者对视都让我心生怯意，直到我看到那一抹熟悉亲切的绿色，紧张的心情才渐渐平息下来。

市里的邮政大厅宽敞明亮，我填好一张纸就收到了从窗口递出来的54块钱，工作人员的目光是善意的、赞许的。后来四处投稿也会频繁获奖，从学校到邮局的那条路更是渐渐熟络。那一抹绿，让我一笔一划的努力得到了肯定，承载着我高中时期发光的梦想。

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我固执地填了南方。那是距离家几千里之外的地方，那里的冬天格外湿冷，寝室里也没有取暖的设备，我经常蜷缩在被窝里给母亲打电话。有一个周末，我接到电话通知去邮局取东西，是母亲寄过来的厚棉被。那一抹绿，又传递给我家的温馨。

如今，我已面临着毕业，成长于我而言，是简单平静的一步步。每个人会经历的过程，我都有参与。以往日子带来的期待与失落、荣耀或思念，还有一些盘错的细枝末节，那一抹绿贯连着我的一切，它让过去有迹可循，让成长有声有色。

中国邮政历存一百二十年已久，在那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年代，它安抚了多少人漂泊孤独的心。今天，各种快递公司出现，相比它们而言，中国邮政之所以经久不衰，除了带给我们生活中的便捷以外，还留有一份浓浓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