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工作多年，常从下关到江东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段路走过，江水拍岸，潮打金陵，激荡着古都南京历史上悲壮的一幕一幕。

2014年，国家把南京大屠杀纪念日——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这是第一次以国家的形式纪念在这场浩劫中遇难的三十万平民。关注历史进程中平民的悲喜哀伤，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人类的进步。在2015年的公祭之日前，记者又来到江东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再一次真实地触摸那不能忘却的伤痕。

因公祭准备工作，纪念馆临时闭馆。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下午4点，记者从3号侧门走进纪念馆。穿过一条窄窄过道，眼前是一大片遍布鹅卵石的空旷集会广场。南京又名“石城”，石头是南京的象征。工作人员告诉我，整个广场用黑色的脊背石铺地，意在营造一个没有生命的空间，累累卵石喻义在劫难中丧生的同胞们的“累累白骨”。

除了少数几个工作人员在勘测布点外，巨大的广场几乎没有人，几十米长“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黑底白字背板已经搭建起来，在夕阳的余晖中，更添苍凉与肃穆。置身广场中间，马路上的喧嚣、汽笛都成了隐隐的背景，让人一下子感受到历史疼痛的脉动。

站在史料陈列馆的台阶上，两边是大块坍塌城墙石，透过台阶底层隐隐的火光，扭曲的城墙门洞上模糊可见“中山门”字样，走下去，仿佛“走进深渊”，在片刻迟疑、停滞后，我迈步向下。

走过“中山门”，一片开阔的祭台，右侧的黑墙刻满了死难者名字，在一片跳跃烛火中，“300000”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刃，让人透不过气来，展厅里一片寂静，只有我小心翼翼的脚步，一面照片墙扑面而来，一张张模糊又清晰的脸，不忍卒视。

展厅第二部分开始，以图文、影像、实物形式详实讲述那段历史发生、发展、结束。抗争、挣扎、屠杀、逃亡、营救、审判，历历在目，大到屠杀的机枪、长刀，小到死难者的纽扣、鞋垫、搪瓷杯都在默默地控诉惨绝人寰的血腥。

民国的平民房，断壁残垣，幸存者夏淑琴透过墙上液晶电视告诉我，这里曾经发生的劫难。

透过易安华将军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我看到“血战光华门”惨烈，78年的风烟之后，一张张血污勇敢的脸上还是满满的不屈和抗争。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这场中国人的浩劫之中，来自异域的明妮·魏特琳女士就是这样的人，约翰·拉贝先生也是这样的人。

人类黑暗长河，总有若有若无的光辉指引着人们前行，他们就是这样的光辉，在满目疮痍中，我看到勇士的身影，他们有牧师约翰·马吉、安全区副总干事乔治·费奇、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

魏特琳女士去世了，从她墓地采摘来的松子放置在展柜里，让每一个前来的中国人瞻仰，对于这样一个帮助近万名中国人渡过劫难伟大女性来说，我们找不到更好的纪念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感激与怀想。

在展厅最后，我看到了张纯如女士的铜像。当岁月的风尘快要把伤痛记忆淹没时，张纯如女士以她如椽之笔还原真相，提醒国人，警醒国际社会，人类历史上沉重的一页，决不能以轻松的方式翻篇。

魏特琳女士回到美国后，不堪伤痛记忆的重负，自杀身亡。无独有偶，张纯如女士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后，也在36岁大好年华结束了生命。为什么会这样？

走出陈列馆已是下午5点，暮云四合。集会广场的北侧一段城墙下，巨大滴血头颅更显狰狞，撑起绿松树的竟是一条分不清是手臂还是小腿的残肢，站在历史的铜版路上，看着卷着裤腿，露出伤残变形小腿的老妪。我不禁深思，死者已死矣，但痛苦并没有与死难者一起埋葬，除了累累的白骨，这段历史还留下无尽伤痛，找到伤口，却又无处不在，它还流着脓，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伤。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70年前，拉贝先生就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发人深省的句子。

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70年过去了，当日本政府还在为当年罪行“遮遮掩掩”时，我重新回味勇士们的真知灼见。如果不能对伤口进行清理，伤痕永远不能愈合。中国人是这样，日本人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