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不是简单的地域性历史事件的代称，而是具有全国性影响和国际化含义的警世钟！它涵盖了人们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理性思考和深远认知。

九一八事变过去84周年了，“九一八”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历史文化符号。我们对“九一八”的认识，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由浅表到深刻，由孤立到全面的过程。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九一八”的内涵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历史过程的九一八事变，二是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九一八”概念。了解九一八事变，是认识“九一八”符号的基础和前提。

梳理84年来对于“九一八”的认识变迁，可以将其概括为“国难”、“国耻”和“抗战起点”的三位一体。

关于“国难”的定位主要基于日本侵华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中国人民深受其害的强烈情感。陈觉在1932年编著的《国难痛史》中最早把“九一八”作为“国难”进行研究，“国难”的定位基本确立。此后，以“国难”为主题的纪念活动持续在整个抗战时期，遍及全国，声势浩大。

关于“国耻”的认识是在“国难”感性认识基础上痛定思痛后的理性定位。“国难”是表象，“国耻”是本质，由“国难”到“国耻”，是思想认识上的提升，是立足文化层面的深度概括。1932年9月18日，《世界日报》发表社评指出：“夫九一八事变，吾国之奇耻大辱。”“国耻”的认识不断深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1995年沈阳退休职工郝松青提议在每年9月18日鸣响防空警报，提醒人们不忘国耻。由此，鸣警撞钟仪式至今未曾间断。

“国难”和“国耻”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很快形成的观点。但“九一八”是“抗战起点”的认识则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概括而言，这一观点是在全民族抗战理念的确立、新史料的发现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等基础上逐渐形成的。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权威界定“九一八”是14年抗战起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这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具体体现。

比“国难”更痛的是“国耻”

九一八事变中暴露了中国积贫积弱背后的许多弊端，政府不能保护子民、军队不能守卫疆土，民族尊严遭到严重挑战，国格蒙羞。

一个国家经历自然和社会带来的灾难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能够被认定为“国难”，一定是对民族构成重创的事件。九一八事变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史无前例，“九一八”成为“国难”的代名词。

九一八事变造成的伤害超过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列强的侵华战争，军事战略专家阎宝航称日本“为祸之惨，旷古未有”。“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国难当头的悲凉。日军在中国的罪孽罄竹难书，七宗大罪均以九一八事变为重要起点：大屠杀、经济掠夺、殖民统治、奴化教育、细菌实验、强征慰安妇、种植和制造毒品，每一宗罪行都造成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被日军细菌部队作为“活体实验”惨遭杀害的有1.2万人，20万以上中国妇女被迫充当日军性奴隶。

九一八事变中暴露了中国积贫积弱背后的许多弊端，政府不能保护子民、军队不能守卫疆土，民族尊严遭到严重挑战，国格蒙羞。国人深切地感受到比“国难”更痛的是“国耻”。

“九一八”之夜，日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而中国却以政府的名义宣布“不抵抗”，这是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而进犯之敌竟然是人口仅相当于中国1/7，国土仅相当于中国1/30的弹丸小国，它利用早已占据的“满铁附属地”，以1比20的悬殊兵力从中国腹地发起进攻，一夜占领沈阳、一天之内占领南满铁路沿线18个城市，造成国土迅速沦陷，一个星期，日军侵占辽吉两省；4个月18天，东北沦陷。侵略步伐的神速连关东军都觉得不可思议，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日记记载：“关东军从18日夜晚起，是疾风迅雷的，其行动整齐神速得就像几天前的检阅演习一样！”驻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宗孝良在秘密报告中说：“尚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努力，行将陷于重围。”更贻笑国际社会的是，大敌当前之际，中国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战争预案，反而坚持“内忧高于外患”、“攘外必先安内”，任由日军在卧榻之侧逞凶，却“亲者痛、仇者快”地频频“剿共”。更有甚者，是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的畏敌如虎，蒋介石曾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3天就亡国。”“士可杀不可辱”的民族气节踪影全无。更可悲的是汉奸层出不穷，吉林军政长官熙洽开门迎敌，洮南镇守使张海鹏临阵投敌，民族败类们敌我不分，令国家蒙羞，国格尽失。

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九一八”作为“抗战的起点”，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历程。

“九一八”带来了苦难和屈辱，但国耻和国难也唤起了中华儿女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团结意志、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持正义的奉献精神。“九一八”之夜，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620团团长王铁汉毅然违背不抵抗命令，打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第一枪，从而也开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日本《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中明确记载：九一八之役（九一八事变）在北大营作战过程中，日军死伤25人，其中死2人，伤23人。日本发行的《靖国神社忠魂史》里也记载：北大营内，中国守军虽然被不抵抗命令束缚了手脚，但并没有陷入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北大营一战，有两名日本兵负伤死亡。这些日方史料证明了东北军爱国官兵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进行了有效抵抗。2011年中国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明确了“九一八”之夜北大营的抵抗是“九一八”抗战的先声。这是我国对于抗战第一枪的权威解读。

“九一八”作为“抗战的起点”，还因为九一八事变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历程。中共满洲省委、东北军爱国官兵、公安警察、义勇军和东北抗联、知识分子等各阶层、各战线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土匪御侮，百姓杀敌”，中华儿女众志成城，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传统美德再度呈现。经过不屈不挠的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取得全面抗战的胜利，从而摆脱近代以来一盘散沙、屡战屡败的命运。这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战斗历程，是民族精神重塑的历程。“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九一八”所引爆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比近代以来历次抗争都更强烈、更广泛。这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胜根本，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泉。

“九一八”抗战同时开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其政策、步骤、范围、目标都是在企图灭亡中国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框架下进行的，它所图谋的不是某些地区的局部利益，其根本目标是要建立“布国威于四海”的“世界帝国”。日本是在向一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发起冲击，撕裂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新一轮世界性战争从此开始，中国人民始于“九一八”之夜的抵抗实际上开启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1931年到1945年，共有84个国家约20亿人口被卷入战争。中国人民抗战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世界人民的“战争警示日”

“九一八”作为“国难”、“国耻”和“抗战的起点”，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文化意义，不仅对中国有重大影响，更有深远和广泛的国际影响，不仅是战争的代名词，更是和平的警世钟。

战争虽然远去，但伤害还在，遗毒还在，危险还在。大量事实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毒瘤尚未根除，日本政要屡屡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在钓鱼岛问题上兴风作浪，尤其近期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行为都表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这都是新时期挑战国际秩序的危险信号。

客观来讲，单纯追究和清算战争责任相对容易，而消除战争的思想根源任务更为艰巨。如果不能够从思想根源清除战争意识，真正的和平就是纸上谈兵，战争的灾难就难以避免。所以团结一切正义力量，探求国际社会远离战争的有效路径，是时代的重大使命，因为维护和平比赢得战争更加任重道远。

九一八事变开启了中华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民族精神重新凝聚。抗日英烈们“宁为义勇死，节烈永芬芳”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彰显且传承至今，中华儿女用奉献和牺牲凝结的“血肉筑长城”的抗战精神仍具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展示给世界的不仅是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中国，还是取得了道德胜利的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民族自强之路，是历史的不二选择。

经过战后70年发展，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令世界瞩目，但忧患意识不能丢，国难国耻不能忘，抗战精神须传承。昔人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具有永恒的价值。

中国沈阳“九一八”鸣警撞钟活动自举办以来，已有20年了，它的影响在不断扩大。2014年，不仅刘云山、刘奇葆等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仪式，全国还有200多个城市作出了响应。但是，从客观上审视九一八事变的国际性，按照其承载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九一八”鸣警撞钟仪式已到了需要走向国际化的时候。中国应该着力于引领国际社会从国际视角加强对“九一八”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推动把9月18日变成世界人民的“战争警示日”，以文化为纽带，团结全人类在了解、认识历史的同时，以史为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