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中国抗战的胜利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习近平同志在7月30日关于抗战史的讲话中指出，要“用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让我们翻开敌后游击战的细节，用历史说话！

滴水穿石的战略

抗日游击战争汇聚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中共统帅的智慧，是一个世界领先的创新军事理论

众所周知，《论持久战》一文阐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采取广泛的游击战争。但游击战争究竟是什么，要怎么打，就有必要进一步从毛泽东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朱德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等军事论文中寻找答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鲜明深刻地把游击战争放到战略的高度。他认为，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以及敌小我大，敌强我弱的特殊性，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争取最后胜利的必由途径”。

在朱德那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创新的理论。抗日前夕，朱德向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解释了游击战争如何融世界各国先进的军事理论为一炉：因为朱德本人就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中国军事理论和日本的战斗纲要，加上他留学德国时学习的战斗条令，留学莫斯科钻研的苏联联合战术，对这些理论深修细研、融会贯通之后，朱德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游击战理论。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正是汇聚了毛泽东、朱德、刘伯承、林彪等领导人和将帅的智慧，形成了一个世界领先的创新军事理论。

朱德提出抗日游击战争除了是政治仗外，还是场典型的经济仗，“抗日游击战争，在经济的作战方面，是消耗日寇由国内运来的资财，尽量地消耗和夺取日寇的车辆、弹药，摧毁其交通运输和兵站等等”。这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经济战对其长期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是在夺取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无限宝藏”。战争期间则要“更利用夺取我们的粮食、武器、军用品来加强他们自己和削弱我们”。而抗日游击战争，正可以阻击日寇掠夺我国资源，同时消耗日军的战争资源。

“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像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足，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量被削弱”。“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

百团大战就是场登峰造极的模范游击战、经济战，一战就取得不俗的战绩，除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外，破坏铁路、公路1900余公里。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则称：“井陉煤矿等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损失甚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

中国抗战采取的是人民战争，就是以这样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渐消耗日本侵略军，日军被中国军民的人民战争慢慢煮死了也浑然不觉。

美军：这支队伍本质极好

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冀中的老百姓顶好顶好，中国一定会胜利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受到了不少军事行家的好评。

抗战初期，美国《民族周刊》登载过一篇题为《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作者史德华写道，“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来最善运动游击战术的，恐怕算是中国的共产党”。

抗战后期，延安突然迎来了一批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军使者，他们被称为“迪克西使团”，亦即“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观察组的到来，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向美国揭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生机勃勃、不可思议的抗战力量与成就。

观察组考察359旅的战术训练和战术演习，参观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还派出小组前往各作战地区。布鲁克·多兰还深入晋察冀边区到冀中平原考察地道战。观察组从延安向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大批军事、政治报告。观察组成员中，仅谢伟思一人就写了77份政治报告。

谢伟思曾在报告中写道：“共产党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蒋的封建的旧中国，不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

包瑞德报告说，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受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伙食和服装都不错的志愿军，这支队伍本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

戴维斯在报告中说：“在长城和扬子江之间，中共已经强大得可以指望在敌后至少能控制华北。中共不仅也可能保持扬子江流域目前中共统治下的若干部分，并且也可能保持华北华南的新地区。”

而多兰亲历了冀中的地道战后，他的感慨是：“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冀中的老百姓顶好顶好，中国一定会胜利！”

日军：游击战确实厉害

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人。仅经教育感化，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就有1000多人

关于中共抗日武装歼敌人数，有人炮制了一个似乎很学术的数据，说是按照日军战史资料统计，敌后战场歼灭日军才850多人。这个数据是真的吗？

其实对照了日本防卫厅写的这些战史书，如《华北治安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大本营陆军部》《昭和20年的中国派遣军》等，就不难发现这些数据根本就对不上号，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差距很大。可见数据是别有用心的人造的假。

其实，真要翻开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的话，就不难发现，日军在书中公开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很厉害。厚厚的两卷本从头至尾，谈的大多是怎么对付中共军队，如何恢复“治安”，而日军大为头疼的是“治安”越来越恶化，最终仅剩下城镇的“点”和交通的“线”，而广大的农村“面”几乎都被八路军所占领。

据统计，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人。仅经教育感化，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的就有1000多人。这就让网上有些人所谓的“抗战八年中共武装消灭日军不到1000人”的说法不攻自破。

1939年1月2日下午，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新年联欢会上，三位前日军战俘衫本义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主动要求参加了八路军，成了中国抗日战场上最早的“日本八路”。后来，“日本八路”越来越多。八路军、新四军优待俘虏，被俘日军大部分直接被释放，少部分自愿留下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往往是受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优良传统作风的感化。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日本第一个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山西省辽县成立。在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以及衫本义夫等“日本八路”的配合下，日军战俘参加八路军的人数越来越多，“觉醒联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到1942年已经拥有山东支部、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太岳支部等5个支部。8月“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在延安成立“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

反战同盟的这些日本八路，同中国八路军、新四军一起并肩战斗，还帮助人民军队瓦解日军。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反战同盟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多起受降。如，日军独立混成第五师团一部200余人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包围后拒不投降，日本“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小林清亲自深入敌营做工作，促使该部日军向八路军缴械。山东禹城日军500余名在反战同盟的劝说下，向八路军投降。

牺牲将领不亚于正面战场

八路军牺牲团上干部高达669人，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102名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总长何应钦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其附录提到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牺牲将领共206人。有人据此就说，中共抗日武装才牺牲了1个左权，国共双方抗战牺牲的将领之比是206∶1，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撰的《八路军·文献》，有个附录卷《八路军·表册》，书中详细记录八路军团以上烈士全部名单，认真数一数，除去病故的人员，便不难得出结论，八路军牺牲团以上干部高达669人，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102名。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民党军阵亡将领206人中，中共承认抗战牺牲的仅有115名，因其余人员是同我敌后战场打摩擦战阵亡，算不得为抗战牺牲。其中，部分将领是由团级干部追赠的，如率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

比如，第129师772团叶成焕团长在长乐村战斗中牺牲。长乐村战斗是八路军在抗战中歼日军最多的一仗，此战一举歼灭日军2200人。如此壮烈牺牲，而且在影响深远的一仗立下如此战功，不论是从我军历史上按他的师政委职务算，还是按国民党军追赠的做法算，叶成焕至少授予少将军衔是没有问题的吧？

至少，按照国民党的标准，旅级干部授少将是没有问题的，日军的阿部规秀旅长竟然能授到中将军衔。八路军旅以上干部牺牲的达102位，这102人授予少将军衔总是应该的吧！

据《新四军英烈志》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有350个团以上烈士牺牲，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人数有45人。

另据统计，东北抗联牺牲的军级以上将领有41名、东北抗联牺牲的师旅级将领共计112人，合计牺牲旅以上将领153人；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的旅以上干部有2人。

如此一来，不难得出结论，中共武装在抗战中总共牺牲旅以上干部302人，远高于国民党军牺牲将领人数，这是历史事实！试想，战争年代，中共军队指挥员一直有带头冲锋陷阵的优良传统，战场上牺牲的将领比国民党军多也很容易理解。

绝对的主要战场

敌后战场同正面战场一样，都是打败日军的主力军，而不仅仅是“牵制”大量日军而已，而是主要战场之一

人们常误认为，游击战似乎就只是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其实抗日游击战远非如此简单，作战形式也非这么单纯的低级。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术固然是抗日游击战的一部分，属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但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执行的游击作战，就远不是这么回事了。

八路军改编挺进敌后打了一连串精彩的胜仗：平型关战斗、雁门关战斗、阳明堡战斗、长生口战斗、黄崖底战斗、广阳战斗等，都是正规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打的游击战，带有运动战的性质，正如毛泽东其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谈到的，“现在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例如五台山等处，是由正规军派出强大的支队去发展的。那里的作战虽然一般是游击战，但开始即包含了运动战的成分”。

中共武装主张的游击战争理论，并非单纯地追求游击战，之所以打游击战，是出于敌强我弱的态势所迫。但一有条件就向运动战发展，坚决打运动战，打大仗硬仗。

抗战时期中共武装除著名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还有不少胜仗为大众不知，敌后战场对日伪1万至7万的大规模反“扫荡”战役高达59次。而一场战役战斗消灭日伪军千人以上的也并不在少数：广阳伏击战、午城、井沟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长乐村战斗、黄河渡口保卫战、陈庄战斗、黄崖洞保卫战、卫南战役、林南战役、蒙阴战役、阜宁战役、安阳战役等。

比如像长乐村战斗，一战即消灭日军2200人，这一成绩足以同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的一些会战媲美。

抗战进入战略防御阶段的后期，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敌后战场的作战便不仅限于小规模的游击战，而向进攻运动战发展。1943年7至8月，以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山东军区的几次进攻性战役为标志，揭开了敌后战场反攻的序幕，成为局部反攻的前奏曲。到1945年8月进入战略反攻前中共武装进行的一系列进攻性战役，已是气势如虹，动辄消灭日伪军3000至10000人，如：道清战役和豫北战役，毙伤日伪军7900余人；南乐战役，毙伤日伪军3400余人；东平、安阳、阳谷等战役，歼灭日伪军1.3万人；雁北、察南、热辽等战役，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

简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战期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此骄人的成绩单，说明敌后战场同正面战场一样，都是打败日军的主力军，而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牵制”大量日军而已。对于抗日游击战争所发挥的作用和威力，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历史功绩，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抗战的“东方主战场”地位。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团结奋战，作为抗战的宝贵财富，今天同样是值得我们需要深入学习研究、发扬光大的国家记忆与历史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