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持续下行态势，近期股市出现较大跌幅，人民币也呈现贬值态势，面对这些情况，国内外舆论界又有人开始唱衰中国经济。其实，中国经济固然出现与昔日高速增长反差明显的下行态势，股市与汇市也出现一些新情况，但是看经济，既要看现实的表现，也要看发展的基础和趋势。中国经济的基础条件和基本面依然处于良好状态，具备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和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观察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能不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有所了解。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与各国建立了密切联系，形成了中国经济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也需要中国的格局。后危机时代，曾经是世界经济引擎的欧洲、日本、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复苏之路艰难曲折。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间与这三大经济体形成密切联系，中国从这些国家吸收了大量资金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同时中国大量质优价廉的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保持了这些国家民众较高的生活水平，这种互有需求的经济关系既拉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维系这种关系的背景发生深刻变动，对世界经济影响极大，也成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部分。

中国经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呈现下行态势是客观事实，但是中国经济不会不可遏制地下行，更不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制止经济下行，并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这种信心源自中国经济的客观基础和有利条件。其一，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显著优势是产业链完整，这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中国是工业化的后来者，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多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小到螺丝钉等基础零件，大至通讯、航天、高铁，完整的产业链条确保中国能够牢牢巩固自己在世界工业市场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国完全可以凭借这一巨大制造业优势不断保持和提升竞争力，为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其二，工业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并举，特别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大幅度提升了加工制造的智能化水平，将会对制造业提质增效产生巨大促进作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大大提高区域集聚度、产业集聚度，扩大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推动以城带乡、以工带农的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产生巨大的投资机会和消费需求，使中国经济获得新的持续发展动力；其三，中国广袤的国土有待深度治理，其中包括江河湖泊的污染治理、土地质量改进和生态恢复、森林和草原的养护和开发等，这些都蕴含着巨大商机，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其四，广大农村和偏远山区防震等级低下的危房、旧房改造；城镇棚户区改造等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新亮点，构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五，大中小城市地下排水、输电、送气等管网设施改造和完善已成当务之急，并构成增长动力；其六，中国人口众多，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卫生、教育、保健、体育、养老、旅游等的要求会越来越大，形成巨大的消费潜力，对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其七，计算机产品和制造程序的改善创新优势显著，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居世界领先地位，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的普及水平超过世界任何地方，它们构成了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无限潜力和动力；其八，高铁技术、核电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庞大的装备制造业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引擎作用。

除了对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客观基础和有利条件充满信心之外，我们党和政府正在通过不断改善经济结构，努力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深化体制改革，将经济增长的可能动力转变成现实动力，可以切实保证中高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一、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的基础上推动并实现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经济结构由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国经济中高速运行的重要制度条件，那种认为只有全盘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才能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观点和主张是完全错误的。

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具有短期性、盲目性和时滞性的特点，面对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呈现持续下行态势，单纯的市场调节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调控。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债务规模与许多国家相比是很小的，面对经济下行的形势，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有空间的。与多数国家相比，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货币政策呈现稳健特点，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一些的货币政策十分必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精准发力，有助于制止经济下行和实现经济中高速运行。

三、切实发挥骨干企业的火车头和助推器作用。我国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仍然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资金密集型产业为骨干，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格局，与西方只有技术密集型产业一枝独秀，其他产业萎缩凋零的畸形格局相比，中国的产业格局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竞争力。国有企业经济实力雄厚，运营规模庞大，组织体系严密，人力资源丰富，管理制度严格，适应重化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企业制度创新的要求，是最适合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机统一、协同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在经济新常态下，只要我们高度重视并发挥国有经济对于提质增效、扩大就业、增强国家竞争力的火车头和助推器作用，就能切实保证中高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四、高度重视并发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工业化大生产的特殊规律，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是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具有客观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通过发展制造业实现的。制造业曾经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支柱产业，是投资的主要目标产业，随着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的发生，现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已经严重萎缩，投资失去目标和动力，无法拉动经济增长，教训十分深刻。中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但这并没有改变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主体和核心的地位，推动以创新为基础的制造业投资将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轻视高新技术的投资会导致工业化进程停滞，实体经济萎缩，经济增长缓慢，民生改善失去物质保障。当下，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是当务之急，要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努力克服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不高、管理和销售服务落后、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问题，通过创业创新助推产业和技术变革，通过体制创新增强聚集各类创新资源的能力和内生创新活力，让更多有生命力的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集群蓬勃发展，铸就中国制造业新辉煌，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五、努力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欧盟、日本的引擎作用已明显减弱，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不能被动地适应外部经济环境，而应当努力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积极参与并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就是要瞄准世界产业技术发展前沿，加快3D打印、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装备的运用与制造，以个性化定制对接国内外海量用户，以智能制造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以绿色生产赢得可持续发展未来，突破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使中国装备价格优势叠加性能、质量优势，为国际产能合作拓展更大空间，推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积极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步骤，目前应当做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亚投行建立和运营工作，这不但对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创新，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快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对制止经济下行，实现经济中高速运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