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联结在一起了。世界经济的走势和前景，势必会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和前景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今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经济增长与预期目标相符，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发展活力有所增强。这一成绩是在什么样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下取得的？下半年全球经济又将成色几何？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有哪些主要影响因素？未来需要警惕哪些风险？中国经济在这一背景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他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制度变迁、资源环境约束，五个变量关系密切、各具特点

记者：不少专家都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进入或已处于“新平庸”状态。该如何认识这种评价？今年以来乃至今后几年世界经济预计有什么样的表现？

张宇燕：在中文里，“平庸”总体上是一个负面词汇。不过用它来描述或概括世界经济时，我倒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中性词。换言之，全球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平庸增长，在我看来大体还是可以接受的，同时也是各种条件使然。2014年全球增长率是3.4%，今年的增长率大致也就是这个水平。对2016年的增长预测虽然高一些，比如3.8%，但这个不高的预测值也经历了不断下调的命运。和2008年危机前的5年平均增长5.1%相比，3.4%的确是低了些，但和新世纪初10年或过去20年平均增长率相比，这个数字大致就是平均值。曾经有过的黄金增长期值得憧憬，不过3.5%左右的增长速度恐怕才是世界经济的常态，而且考虑影响长期增长的诸因素，这个增长速度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当然，在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下，各国各地区以及各国别集团的增长绩效、前景又各有起伏涨落。据世经政所研究团队的分析，2015年全球增长率大致为3.3%，其中发达国家为2.0%至2.4%，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4.0%至4.4%之间。在发达国家低增长得以稳固的同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将延续2010年以来的持续下滑。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速出现明显分化，其中印度和中国维持中高速增长，而巴西与俄罗斯则恐怕不得不承受经济萎缩。总之，未来5年世界将徘徊于中低速增长通道之中的判断大致是成立的。当然，这样讲并不等于说人们可以无所事事。毕竟经济绩效是人类行为的直接结果。

记者：在考虑短期增长时，我们常提到的是投资、消费、出口以及如何运用宏观政策促进三者的增长。影响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及其变化主要有哪些？

张宇燕：在考虑长期增长时，人们关注的变量就发生了变化，主要看重的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市场规模、制度变迁、资源环境约束等。这五个变量之间关系密切同时又各具特点。劳动力供给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来源；人力资本的提升又是技术进步的源泉；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也是产业升级和制度变迁的重要诱因；制度变迁一方面通过改进现行激励机制为技术进步提供有效动力，另一方面通过维持自身稳定性和适应性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并收获更多贸易收益；市场规模的拓展势必深化分工与专业化并进而鼓励技术与制度创新，其结果便是产业结构提升；而上述整个互为因果链的良好运转，受制于一国或全球的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

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导致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原因之一便是技术进步。经验显示，重大科技发明出现后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影响，通常要经过三四十年。即使把3D、生物制药、智能机器人和大数据视为重大科技进步，根据历史经验，人类要普遍享受它们带来的果实还要等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全球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令人担忧，从1999年到2006年全球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6%，2014年仅增长2.1%。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但全球TFP增长率过去几年的表现几乎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当然，没有技术创新并不意味着人类无法从技术进步中受益。技术从高端国向低端国、从高端区向低端区扩散或溢出，一样能够导致经济增长。如果说重大技术发明的路径难以准确预知，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促进技术这一生产要素的流动方面有所作为。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得自技术扩散的收益”空间仍旧是巨大的。在此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在扩大和优化研发投入、改良与创新相关体制机制等方面可以大显身手。

与经济长期增长直接相关的另一因素是劳动投入的增长与劳动力的质量。最近世界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了总人口的15%，而按照联合国的定义超过10%就是老龄化；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了25%；欧洲的情况比日本好不了多少。美国50岁以上人群占到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天有1万人加入领取退休金的队伍；俄罗斯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更不乐观，有人讲俄罗斯未来发展人口是大问题。人口老龄化或适龄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是影响一些主要经济体潜在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人口老龄化或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或绝对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加以抵消。这就涉及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积累等问题。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受教育程度或年限。从国际角度看，人口多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市场规模大小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能力两个方面。人口众多与市场规模巨大势必会增强一国的国际谈判能力。

决定经济增长的劳动生产率之提升，也和分工与专业化程度高度相关。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只要不同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提升其专业化水平，只从事那些最能发挥其优势的生产性活动，并且通过市场交换，他们便可以获得所谓的“得自贸易的收益”，从而实现无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决定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高低的基本且直接的因素就是市场规模大小。要想扩大市场规模，除了大力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创造国内统一市场之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最大化自身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被看作是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以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成功实践。印度近些年来的快速增长，亦与充分运用和大力拓展其国内外市场规模关系密切。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7年，全球贸易增长是经济增长的2到3倍。这既是全球经济繁荣的原因，也是结果。出现贸易高速增长原因在于，随着冷战结束世界第一次全面深入地进入了全球化进程。在未来几年，很难相信会再发生过去十几年的那种全球化，因而分工和交换发展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的空间不会很大。

伴随市场规模扩大而来的要素更合理配置最终能否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第二来源，还取决于制度基础设施或“软”基础设施的质与量。制度基础设施涵盖的内容众多，其根本要素不外乎有效地保护财产权利、使契约得到普遍尊重、自愿交易免受权力过度侵害。制度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如下途径实现的：一是为每个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创造出形成稳定预期的环境，二是为他们提供有效激励，三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基础设施的上述三大功能，构成了市场起配置资源之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条件。应该讲，无论全球还是特定国家，制度改进的空间都是巨大的。

技术进步或扩散、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流动、市场规模和贸易投资的拓展，均受制于全球的制度。当一个参与国际分工以获取“得自贸易的收益”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途径之一时，国际经济规则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国际规则的一个显著特性在于，它们大多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同样的国际规则对不同国家意味着不同成本与收益。换言之，在必须深入参与全球分工的前提下，各国所获得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因国际规则的“歧视性”而有所不同。在各国大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事准则的世界里，制订对自己更加有利的“非中性国际制度”便成为博弈焦点。当今世界以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谈判不畅或受阻、诸边谈判兴旺的局面，不仅会迟滞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更会分化进入不同经贸集团国家的增长绩效。

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作为约束条件出现在经济长期增长的讨论中，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不仅耗费太多，而且开始品尝由此带来的恶果。在整个20世纪，世界人口增加了4倍，碳和硫氧化物排放增长10倍，年捕鱼量增长36倍，工业产出增加40倍，而能源利用率只提高了16倍，以至于世界主流观点认为，如此这般的增长已经危及到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后代的经济发展，因而不可持续。人类过度消耗地球资源的最主要的两大原因，一是自然资源的定价低于社会成本，二是投资回报不确定引发的储蓄率偏低。为了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需要明智且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支持更加有效的消费和投资选择。这些公共政策对我们已经熟悉的经济增长而言，多数恐怕是约束性的。

二、实现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应重点关注的来自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

记者：明大势，才好谋大略、成大业。美联储加息时点难定，希腊退欧警报虽暂时解除，但更多未决事宜却暗藏杀机，这一切是否决定了下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世界经济都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应重点关注、警惕哪些来自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威胁？

张宇燕：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你提到的几点也是媒体近来特别关注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目前看已经是一个时间问题。判断美联储何时升息，主要是看失业率和通胀率两个指标。五月份美国失业率已降到5.3%，而物价涨幅1.7%，二季度增速也提升到2.3%。如果这一势头能够继续保持，特别是物价继续上扬，那么美联储4季度升息的可能性就会大增。希腊危机在我看来其影响被媒体放大了许多。如果把欧洲看成一个国家，希腊无非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落后地区，而且规模不大，对其帮扶不是大问题。因此，欧元区真正的问题不是希腊是否退出，而是欧元区主要大国能否在政策目标和实施节奏上达成共识以强化欧洲一体化进程。各国对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进行救助眼下看整体上还算成功，但成功有时候又会拖延必要的制度改革或结构调整，从而为下一轮危机埋下伏笔。人们所说的“成功是失败之母”，大多指的就是这类事情。

美国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问题在于这种回归与欧洲和日本目前正在推行的刺激政策背道而驰。这种反向的宏观政策将产生多种效应，其中最显性的是汇率波动。美元升值对欧日出口复苏有利，但同时会引起资本向美国汇聚，从而抵消欧日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美元汇率如果出现大幅振荡，还将引起全球资产价格和资本大规模异动。仅2015年第二季度就有1200亿美元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彭博社追踪的24种交易最为广泛的新兴市场货币，7月有20种对美元贬值。

如果说周期性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伴随物，那么我们今天面对的比较紧迫且重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下一轮金融危机以及衰退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领域。要知道距离上一次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在未来的一两年内，最令人不安的事实还是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2001年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全球总负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160%，金融危机时的2009年为200%，2013年更上升至215%。据麦肯锡估计，2008年至今，全球债务总额共增加了57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提高了17个百分点。我大致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与2008年大衰退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没有让坏账得到全面清理，没有让金融系统得到整顿，也缺乏使政治应对成为可能的呼声。债务水平高企必然要求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否则债务人将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利率水平总体低落压低了借款成本，从而又加速了债务累积。低利率和资产价格上升并存，使资产负债表看上去不那么捉襟见肘。然而一旦出现全球杠杆危机或流动性危机，资产价格下跌和信贷紧缩就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一些经济体目前已经出现低通胀、低增长和高负债这一“有毒组合”不断积累的趋势。这一方面显示出去杠杆化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债台高筑之后的被迫调整与经济衰退。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产业来源”之一，据《经济学家》杂志分析，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资产管理产业”。2013年，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高达87万亿美元，占到银行业资产的四分之三，其中仅黑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就达4.4万亿美元。比资产规模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却不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而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为了满足保守的会计要求，它们的盈利模式已开始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放大器，其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活跃于短期债券市场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受到较少监管的资产管理公司一旦出问题，如果应对不当的话其连锁反应势必迅速扩散。多年前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俄罗斯导致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复杂化，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又一个不确定性。如果经济战将成为一种处理国家关系的常用手段，则很可能会引起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化。

记者：美国经济学者萨默斯等预测，今后10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放缓，到2023至2033年将下降至3%略强。会这样吗？在当前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最有可能划出一条什么样的轨迹？

张宇燕：萨默斯那篇文章我认真读过，但有些影响中国长期增长的要素他要么未提及，要么低估了。

中国经济在很长时期内可望保持中高速增长，很多专家都作过严谨的研究论述。在此我想着重强调的是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是中国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在三分之一个世纪时间里，与经济高增长相伴的是因改革开放而得到释放和拓展的市场规模。原来无法进入市场交换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可以交换了，曾经无法买卖的住房可以买卖了，未来收益权市场即股市也健全起来了。我们知道，市场规模大意味着分工与专业化不断深化的空间或可能性大，意味着收益递增的可能性，而分工与专业化以及收益递增又是技术进步、进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条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市场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现行的一些束缚市场发挥应有功能的规章条例，一方面可以被用来说明中国长期增长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支撑中国长期增长的基础之一，因为障碍的扫除带来的通常是能量和速度的更大释放。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还应包括对外进一步开放。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分工，发挥自身绝对和比较优势，同样构成了中国保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一个源泉。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也应该放到这个层面来理解。 文/本报记者 马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