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作为一名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参加革命的老兵，92岁的济南军区原副司令员王金泉常常这样告诫人们。

离职休养在泉城济南的老人，每当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特别是抗战经历时，都非常激动、充满激情。

抗战时期，王金泉先后参加了晋县桃园伏击战、深县北伏击战、河间城北十里铺伏击战、夜袭安平县城、韩村铺伏击战和冀中“五一”反“扫荡”、晋察冀边区1943年秋季反“扫荡”等战役战斗。

1939年，16岁的贫农弟子王金泉参加八路军。1941年冬，冀中军区17团团长闵洪友率领1营在河北省深县、安平县一带袭扰日军。王金泉时任1营特派员。

“当时，日军占领深县、安平县已经2年了，但日本军车不敢在两县城之间通行。我们侦察得知，敌人打算修筑一条长约20公里连接两县县城的公路，并预作勘察。”王金泉回忆。

17团得知深县之敌北来这个情报，决定派1营进行伏击，相机歼灭之，破坏敌人的修路计划。

王金泉说，那时，冀中平原各村庄之间都是交通沟相连。交通沟是抗战初期八路军为坚持平原游击战，限制敌摩托化部队行动，发动群众开挖的。

伏击地点选择在寇辛庄向东延伸的一条东西向的交通沟。王金泉同官兵们一道提前埋伏在预定地域。

经过几天等待，敌人果然来了。

王金泉回忆：“鬼子的车队行进在农田里，行进在他们认为合适的线路上，行进在他们认为他们想要建造公路的路基上，不管是麦田或是高粱地，横冲直撞，好像一切都是他们所有。”

敌人到达预定开火距离，王金泉和战友们纷纷把集束手榴弹扔向敌车队，轻重机枪、步枪同时开火。

“日本鬼子没下车的显然已经死亡或重伤了，跳下车的有的卧倒向我方还击。”王金泉回忆。

打了一阵之后，营长刘家古认为发起冲击可能失多于得，决定向西撤出战斗。

“不幸的是，我们营的一位机枪射手被敌弹击中头部身亡。”忆起当年的战友，王金泉神情悲伤。

后来，王金泉常常反思：当时，如果正面放一个连加强重机枪阻击，营主力布置在东南方向的西午村，战斗打响后营主力由东向西，三个连并肩向敌侧翼冲击，可能战果更大。

接下来的抗战岁月中，令王金泉印象深刻的是反“扫荡”。

1942年4月，王金泉回到冀中军区锄奸部不久，得知敌人要对冀中区进行“扫荡”。军区领导决定，为了在反“扫荡”中机关行动方便灵活，把机关干部组成许多工作团到各分区部队检查帮助工作。王金泉到了任（邱）河（间）大（城）地区。

日军“扫荡”的重点是根据地，此时的河间县地区已是游击区，有些村庄已是建立伪政权的敌占区了。三五个村庄就有敌人一个据点，住在任何村庄都可望见敌高高的炮楼。

日军“扫荡”是从5月1日开始的，对滹沱河两岸根据地的中心区，投入兵力很大。

当时，冀中军区八分区机关带23团住在肃宁县的窝北村。“那是个大村子，被敌人包围了，部队一开始决心坚守，敌人却越来越多，分区坚守的决心动摇了。”王金泉回忆，天亮后向北突围，敌人拼命追击，我方留下小分队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退却，狡猾的敌人却置我小分队于不顾，对主力部队穷追不舍。

王金泉说，这次反“扫荡”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家善、政委王缘因都牺牲了，分区机关、23团都垮了。

王金泉后来反思：这次反扫荡的教训是坚守的决心不该动摇，如果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可能代价要小得多。“事实上，在那次反‘扫荡’期间，凡是被包围的部队，敢于坚守打到天黑的结果都好，都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好战例。”

新中国成立后，王金泉先后担任志愿军67军200师政治部主任、67军政委、济南军区参谋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政委等职。

1989年离休至今，王金泉始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部队建设，深入部队宣传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老战士”“老党员”，每年建党日都要向组织上交特殊党费，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1万元。

文/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新华社济南8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