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豚毒素的毒性相当于氰化钠的1000多倍，但河豚毒素却能“以毒攻毒”，对戒毒有着神奇的疗效，极具新药开发价值。2014年，由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与厦门朝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替曲朵辛（河豚毒素）”注射剂获准进入Ⅱ、Ⅲ期临床试验。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副司长辛红梅告诉记者：“该药有望成为我国首个一类海洋新药。”

我国古代先民就有向自然界“求医问药”的智慧，随着开发利用海洋的脚步，人类将目光投向了这片深邃的蔚蓝色，将未来攻克疑难杂症的希望寄托在海洋生物医药的研发上。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承载起造福人类、引领海洋经济增长的重托。

发展格局初具雏形

新药研发并非易事，常常要面临十年磨一剑的艰辛。我国海洋药物存在科技链不畅、成果转移受阻、转化率低等问题，国外技术产业化率达到30%，而我国仅为5%

“近10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从2005年的17亿元增长至2014年的258亿元，年均增长27.8%，占GDP的比重也呈迅速上升态势。”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福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峰会上，辛红梅表示，我国海洋生物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辛红梅说，我国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具有坚实的资源基础，海洋生物遗传资源多样性丰富，水产养殖发展良好。自1990年起，我国就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第一水产养殖大国，海水养殖产量占全球60%以上。

除了“替曲朵辛（河豚毒素）”注射剂外，我国已经培育出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重大海洋产品：海洋生物抗病毒国家二类新药“藻糖蛋白”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有望获国家新药证书；早期肾损伤诊断试剂盒突破了国内人体医学诊断行业的重大技术瓶颈和产品国外垄断；国内首个鱼用活疫苗通过海洋兽药注册；壳聚糖类骨钉产品等一批生物相容性良好的海洋生物材料制品广受市场好评。

与此同时，海洋生物产业的集聚发展态势也初步形成，形成广州、湛江、厦门、舟山、青岛、烟台、威海和天津8个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上海临港、江苏大丰、福建诏安、大连4个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初步形成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集群和福建闽南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集聚区等。

虽然发展步子迈得很快，但是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块头还不够大。2013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到2万亿元，但其中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占比很小。

创新不足成产业软肋

我国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具有坚实的资源基础，海洋生物遗传资源多样性丰富，水产养殖发展良好。自1990年起，我国就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第一水产养殖大国，海水养殖产量占全球60%以上

“通常从1万多种化合物中，仅能找到1种具有药用价值的。”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副院长吕志华说，海洋生物医药的研发是个“万里挑一”的艰苦过程。1998年，她所在的中国海洋大学开始从海藻中提取成分，研制治疗老年痴呆症的药物；经过10多年的努力，该药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阶段。这种“十年磨一剑”的过程，对于新药研制来说是家常便饭。

“从发现到提取药物成分，再经过反复试验观察疗效和副作用，新药的研制过程十分漫长，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然而，一旦新药研制成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吕志华说，但是我国企业对研发创新药的投入不够，主要以生产仿制药为主。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冀胜也指出，尽管2011年我国医药产业已位居世界第2位，预计到2020年将跃居世界第1位，但我国是一个“仿制大国”、国际市场弱国，面临着产业环境不健康等诸多问题。

“我国海洋药物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存在科技链不畅、成果转移受阻、转化率低等问题。国外技术产业化率达到30%，而我国仅为5%。”吕志华说。

为了让科技成果转化顺畅起来，2014年中国海洋大学开始搭建海洋生物医药技术产品开发成果转化平台，将海洋药物研究上游的半成熟实验室成果，经工程技术开发，实现产业化转化。

辛红梅表示，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形成，海洋生物科技创新与国外和陆地对比还有差距，平台建设等产业创新支撑体系还比较薄弱；海洋生物龙头企业相对较少，与小微企业互补不足，产业生态还未建立完善；资源调查、评估和保护不够，海洋生物资源的独特优势尚未充分发挥；经济开发区中“有海洋特色的生物产业”聚焦不够，距离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下一步，我国将推动形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重大海洋产品，占领海洋生物产业链高端；打造上下游协调、相互促进的产业链，打造若干百亿元新兴产业群；形成一批产值超百亿元的海洋园区，建成一批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构建海洋生物产业技术创新支撑体系，形成产业可持续的支撑和引领能力。”辛红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