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第一个展厅，有一本蓝色的册子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它的封面上，用红色丝线绣的5个大写英文字母——“TRUTH”（真相）格外醒目。

“九一八”事变后，不少爱国志士自发展开了抗日救国的行动。著名银行家巩天民就是其中一位，他与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等其他几位爱国志士一起组成了沈阳抗日爱国小组，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抗日。他们竭尽全力掩护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展活动，并帮助筹备药品和经费。

当得知“国联调查团”要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等事件真相的消息后，以巩天民为首的9位沈阳爱国知识分子，自发秘密组成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冒死行动起来收集证据。

为了掩盖侵华战争的事实，日军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大肆编造假情况。日军甚至特地编印了一套《想定问答集》，迫使官民众口一词。如果被问到有超出“想定”以外的问题，则要做到闭口无言；若有人能告发私自向调查团递交信件或私下会见者，将奖励高额奖金；“政治犯”、能讲英语和法语的住院病人、乞丐、无业游民，以及任何“可能会损伤日本人面子的人”，都被关押到“满洲国”监狱。

在惊心动魄之中，爱国小组秘密奋斗了40多天，每聚会一次，必“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每次出门巩天民都会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最终，爱国小组成功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形成了一份400多页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包括“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及日军一手炮制伪满洲国等内容。

文件准备妥当，此时，还有一个特别关键、也格外危险的程序：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郑重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都在这份“生死簿”上签名！9位君子毫不犹豫，郑重签下名字。签名者之一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还特意为这册材料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又用红丝线绣上了“TRUTH”（真相）字样。

1932年4月21日，以英、法、美、德、意5国各出一名代表组成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到达中国，因其团长是英国代表李顿，故又称李顿调查团。调查团所能到达之处，日军都周密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反日人士想接触调查团，简直难如登天。所谓调查，几乎成为了日满当局安排的“侵略有理”汇报。

如果调查团取不到日军罪证，那东三省就将在世界舆论中真的成为“独立国家”。值此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时，沈阳九君子辗转再三，终于将这份生死文件当面交给了李顿先生，并进行了秘密面谈。这份材料成为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据。

该报告书一经国联公布，日本立即陷于国际舆论谴责的被动局面，恼羞成怒的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并悍然纵兵入关。报告书虽然没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继续侵略，却对中国政府丢掉依靠国际联盟的幻想，决心实行全国抗战，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对此怀恨在心的日本当局经过长时间的秘密侦查，于1935年10月，逮捕了给国联调查团递交材料者，并进行了数十天的严刑拷打。在签字的那一刻，九君子就早已做好了入狱的准备，面对酷刑，他们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个字。

时光荏苒，当后人在展览馆中，面对这本静静躺在展柜中的蓝色册子时，已经很难想象其背后的血雨腥风。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我们唯有用铭记历史的方式来警示世人，珍惜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