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提出之日起，“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便引发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2015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与会金融机构代表、企业界代表和投资机构嘉宾纷纷就如何积极推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如何与沿线沿路企业同行、金融机构合作，如何前瞻性地防范风险展开热烈的讨论。

多边金融合作推进“一带一路”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助理李健表示，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仅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铁路规划就需要3000亿至5000亿元人民币，弥补这一缺口，就必须建立适宜的金融合作安排，动员沿线、沿路各国参与，拉动各国政府、金融机构、私人资本投入其中。国际金融合作对“一带一路”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出一年多来，我国政府联合其他金融机构，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新的金融合作平台。

李健认为，这些投融资平台顺应了开放、融合的金融合作大趋势，创新了合作思路和融资方式，是对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资本运作新模式的探索，有利于统筹用好各类资金，利用商业资本，提高资金运营效率，促进项目及早落地开工。

中投公司总经理、首席投资官李克平同样认为，建立多边金融合作机制非常必要。他表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立，既为解决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投资建立了一种多边融资机制，也为更好地解决后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供了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资机会确实非常大，合作空间也非常广阔。”丝路基金是专门为“一带一路”设立的中长期回报的股权投资基金，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表示，希望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够携手合作、优势互补，更好地发挥抗风险的合力作用，实现资本效益最大化。同时，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阶段开展合作，共同为项目投资提供多元化的资金保障。

投入新市场需要新思维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金融投资机构和企业提供了一场盛宴。但是，参加这场盛宴的机构们由于没有太多的经验，以往在国内市场的成功逻辑是否能够在陌生的地方再次应验呢？

“投资并非一场婚礼，更像是一场婚姻，婚礼的精彩并不意味着婚后生活的如意。”李克平提醒投资机构，要克服一些幼稚的行为方式，比如在对外投资中，投资机构对签约规模、一次性投入过度关注，但对长期运营管理、投资目的和回报的实现设想过于简单化；比如在投资分析判断过程中，过多使用宏观逻辑进行决策，但对具体项目的分析却过于潦草。

金琦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投资分析中，应该形成对接思维、产业链思维和资本思维。她表示，“一带一路”资本思维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互动性，需要我们形成对接的思维，在已有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优势互补；金融机构应该通过多种投融资的方式支持企业“走出去”，可以发挥中国资本与中国经验、高端技术和装备优势的组合作用，同时将国际领先技术引进来，在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实现与相关国家的技术、管理、文化和市场的相互交融、相互合作和互利共赢。

对于产业链思维，金琦表示，长期以来，我们对外开放都是以加工贸易出口带动为主，处于产业链条中后端。近年来，企业“走出去”也是多以工程承包为主，管理运营不太多。债务融资比较多，股权投资比较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金融机构要支持企业实现海外投资由单纯的工程承包为主，向以BOT（建设经营和移交的模式）为主转型。“走出去”的激励机制要由项目自身效益驱动向拓展产业链的方式转型，通过装备“走出去”和产能的合作，带动产业资源整合、技术升级换代，从而提升企业运营管理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跨境合作能力，重塑竞争优势，实现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升级。

对于资本思维，金琦表示，资本“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需要我们形成一种资本思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以资本“走出去”带动优质产业和装备技术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对外开放更高的层次。中国是全球储蓄水平最高的国家，企业“走出去”可以充分借力我国资金优势，进行合理融资规划。运用资本思维，就是要以资本“走出去”助推企业“走出去”，通过创新投融资支持的方式，综合运用股权、债权、基金、信贷、信保及本币和外币等多种融资方式和多币种的融资组合，加速资金循环和实现投资效率的提升。

风险防范与应对措施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会已经在向投资者们招手，但久经沙场的对外投资金融机构的老将们，却无一例外地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防范。

“有明确的商业目标，要有对投资标的的长期跟踪和研究，要有充分的尽职调查，需要有尽可能充分完备的法律合同保障，需要有详细的投资后管理运营方案，需要有明确的价值增值计划。”李克平同时提示投资者，在对外合作投资中，要有真正互利双赢的构造和实现方式。没有真正互利双赢的安排，就不可能在东道国长期存在、长期发展，更不可能壮大。

李健也提醒投资机构，要注意“一带一路”沿线主要都是发展中国家，国别风险和项目风险较突出。各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差异比较大，项目投资建设和经营面临不确定因素较多，尤其是大型的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大多具有建设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

金琦表示，投资机构需要积极探索构建投资的风险防控机制。首先，要有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让投资机构和企业共担风险，支持企业“走出去”，就要以企业作为投资和运营的主体，建立起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治理结构。特别是要明确项目投资以后，出资各方的经营管理责任，确保实现投资效益。与此同时，还要设计合理的风险缓释和补偿机制。在开展项目评估、筛选和尽职调查时要全面地梳理各种风险，投资方案中也要充分地设计风险的缓释和补偿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充分利用主权担保、资产抵押和各类保险机制，尽量全面地覆盖风险。

作为以股权投资为主的金融机构，做出决策时必须同时设计好退出机制，对于商业性较强的项目可以上市以后退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类中长期的项目，可以选择在项目建成并且运营以后，通过政府转让、向企业主体回购、公开上市、股权转让等方式退出，并且实现合理的收益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