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之余，拜读乡贤、著名战地记者曹聚仁先生的《天一阁人物谭》，不禁为他的交游之广，识见之高而叹服。读其书，感其人，如沐春风，收获良多。

读到《邵飘萍二三事》一文，曹聚仁不经意提及的一件事，更让我感慨万千。他回忆道：“孙殿英在开封对我说‘你是第一个要新闻不要钱的新闻记者’。”孙殿英，就是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国民革命军中将,民国时期的军阀。曹聚仁在民国时期，秉持新闻职业操守，抗战报国，冲锋陷阵，新闻第一，不计名利的高尚风格，实在是难能可贵。

曹聚仁不论在青年时代，还是中壮年、晚年，他对新闻事业的挚爱，可谓是贯穿一生。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他主编的《钱江评论》，不少新闻与评论，都出自其手。

上世纪30年代，曹聚仁在上海与弟弟曹艺、妻子王春翠等人，创办了《涛声》周刊，以“乌鸦”为图腾，主张理性批判，揭露社会黑暗面与人性的丑恶。小小报刊，闻名一时，深得鲁迅首肯，并频频投稿支持。

抗战爆发，曹聚仁弃笔从戎。他笔扫千军，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战地记者。淞沪战役，他独占鳌头，几乎所有的独家报道，都出自曹聚仁之手。他首报台儿庄大捷战况，鼓舞了全国士气。他还是最早报道皖南事变真相的记者。他还以战地记者的亲身经历，撰著了第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抗战画史》，保留了大量侵华日军的千古罪证。1950年，曹聚仁南行，客居港澳，出于中华民族大义，自愿奔走于海峡两岸，不畏牺牲，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曹聚仁从1956年至1959年，多次北行，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的名义，撰写了大量报道，让海外华人及时了解新中国。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总理邀请曹聚仁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总理在曹聚仁逝世后，亲自安排了后事，并高度称赞他为“爱国人士”。曹聚仁故交、著名作家夏衍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称赞曹聚仁“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

曹聚仁一生，博览群书，著书立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集出版的著作不下百余种，所作文字达4000万言，而且毕生爱国，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不愧是集作家、学者、记者于一身的新闻巨匠与文化大师，永远值得今天新闻工作者的敬仰、缅怀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