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立国之道，惟在富民”、“把改革开放扎实推向纵深”……连日来，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汇聚北京，共商国是。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在推进“四个全面”的历史新征途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合力促发展，携手共进奔小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通过深化改革释放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

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积累了一些潜在风险。当前，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波动、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和影子银行、农业结构性压力、通货紧缩是6个最需要防范的风险。按照目前经济的发展形势，只要我们能预见风险，就有能力和条件去化解风险，关键是把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通过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为经济发展增加长期动力。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王庆江——

针对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去年啃了不少硬骨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从黑龙江省实践看，去年取消和下放省级行政审批事项354项，比例达51%。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报记者 倪伟龄）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杨迈军——

在上海自贸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当前正在进行深化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建议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加快能源期货产品创新，形成完整的能源产品序列。与此同时，我国还应进一步完善现有政策，吸引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能源期货市场。要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我国期货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统筹其他期货产品开放步伐，增强中国期货市场的定价能力。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简政放权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亮点，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市场活力上发挥重要作用，是近两年稳增长的重要因素。下一步如何在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推进行政权力结构改革，已成为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点。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的时机和条件基本成熟之际，建议尽快基本实现中央和省级政府负面清单管理，并以此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倒逼转方式、调结构，倒逼服务业市场开放。 （本报记者 何 伟）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潼南县

田家镇佛镇村党支部书记王海燕——

要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目前新农村示范点的整体风貌和环境卫生都不错，但其他未列入示范点的村落仍然存在污水管网、垃圾收运、路灯照明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情况，建议在国家预算里专门列支项目资金，用于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同时可以引入社会资本。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侨联

原专职副主席陈世春——

由于全国各省区市、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国民个体收入差距较大，建议由国家发改委会同税务总局就提高个税起征点进行调研，适时实行有区域差别的个税起征点。对于有些人通过规避、瞒报等手段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义务的问题，建议加快推行个人唯一税号制度，统一录入包括税务、金融、司法在内的管理系统中。在经济活动往来中，将是否按照法律要求缴纳个税作为个人诚信的重要依据。

（本报记者 张 双 刘 兴）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

近年来，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案件频发。由于调查取证难、定罪量刑难，存在打击不力问题；相关教育缺乏，导致未成年人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弱；父母外出打工，导致孩子的监护和管教缺失等。必须给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建议设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法庭，专门审理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犯罪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法院要和教育、共青团、妇联、关工委以及公安、检察等部门和单位联建青少年司法保护机制。

（本报记者 夏先清）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建华区诚信失能老人护理院院长易连军——

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建议制定专项扶持政策促进失能老人护理机构加快发展，一是国家制定有别于其他常规养老机构的扶持政策，给予专门护理机构更高的养老床位补贴和专项补贴，扶持机构快速发展。二是加强专业技能人员培训。同时，适当放宽办院规模，降低入院成本。 （本报记者 倪伟龄）

打好环境治理攻坚战

全国政协委员、星牌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甘连舫——

目前我们对治理雾霾控制对象较为单一，虽然对锅炉、燃煤、汽车排放等废气治理已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但对道路粉尘以及煤矿、冶金、建材等行业生产过程中的粉尘污染的重视还有待加强。建议尽快制订符合中国国情的抑尘剂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着力提高现有粉尘排放与检测标准，对优秀粉尘治理企业给予财政、税收上的支持和优惠，加强对他们的金融服务，促进其发展壮大，以政策和技术手段的创新留住“APEC蓝”。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许钦松——

现在农村发展了，生活条件改善了，生活垃圾越来越多，特别是农村水资源污染比较严重，需要引起重视。建议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进行水安全的组织架构设置，不能仅凭水源流经地来落实水安全保护的责任，而应该从整个水域系统的分布战略设置机构，解决农村缺乏相关环保部门的尴尬局面。加快乡镇一级生活垃圾和污水的处理系统，加强农村居民的环保教育和宣传工作，共同绘好良好生态这幅“画”。 （本报记者 金 晶）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总工程师江香梅——

当前我国生态红线划定及保护机制仍未真正建立，对生态红线的概念还不是很明确，不少人把生态红线与生态保护规划目标混为一谈。建议国家明确生态红线的科学含义，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考虑和分析生态环境现状，明确区域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将生态红线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责任追究和绩效奖励制度。

（本报记者 张 双 刘 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汪苹——

当前，困扰京津冀地区的雾霾已引起国家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共破“霾伏”已经成为共识。但抬头望天，也要低头看水，尤其是隐藏在地底深处的、看不见的地下水资源，更需要各地区的协同维护。京津冀地区地表水普遍枯竭，地下水呈现巨大漏斗，其水质也已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只有建设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美丽乡村，才能真正守护京津冀清洁的水，才能够为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本报记者 佘 颖）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府参事、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

杨伟程——

新环保法实施后，加重了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但本人认为还是偏轻。在过去，环境问题的解决一直都是行政机关在推动,司法部门基本没有参与。例如，检察机关对公益诉讼很少，甚至没有介入，一些大型污染事件看不到检察机关的影子。这种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处理方式，无法真正将法律落到实处。贯彻实施好新环保法，司法部门应参与到环保法执行中。

（本报记者 刘 瑾）

全国人大代表、原青海省玉树州州长王玉虎——

三江源生态保护既具有生态修复工程的系统性和高原恶劣气候的复杂性特征，又具有保障藏区群众生存、发展之需的特殊性要求，但目前尚未建立稳定的机制，难以保证相关支持保护与建设政策的既定性、确定性和持续性。建议在国家层面推动三江源生态保护立法，明确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投入主体、执行单元、补偿对象等，正式建立三江源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将三江源生态补偿制度法治化、程序化和常态化。 （本报记者 马玉宏）

全国人大代表、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姚鹃——

《清洁生产促进法》出台以来，清洁生产在我国已经走上了初步发展的道路，但缺乏必要的配套政策。生物发酵行业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酵产生的废水、废渣槽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具有较高的COD值，但目前处理方式浪费了上述资源，增加了污染物处理成本。如何变废为宝，实现清洁生产？有关部门应在大力宣传推广清洁生产的同时，制定相应激励机制，刺激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

专利法的作用，应更多地体现在促进创新能力提高、科技进步等方面，但现行专利法不能充分激发研发公司对医药创新的积极性。原研创新药物开发投资大、风险大、难度大、周期长，但药品上市后，其专利往往很快到期，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报，从而导致投入的巨额研发费用得不到补偿，极大挫伤企业进行新药研发的热情。建议改革现行专利法专利期限的延长制度，以激励药品公司积极研究开发新药。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乌海市委书记侯凤岐——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资源型城市转型，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是由于转型基础不一，加之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不同，一些资源型城市依赖资源的特性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接续替代产业层次较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与转型预期存在较大差距。资源型城市在产业转型、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任务较重，支出较大，建议国家继续加大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罗 霄）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阿拉善盟盟长冯玉臻——

大力发展新能源，对于调整我国能源发展结构具有重要作用。结合当前我国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建议将内蒙古阿拉善盟建设成为国家级新能源输出基地及国家能源储备基地。利用阿拉善当地新能源优势和交通优势，加大电力远距离输送，既可缓解华中、华南地区电力“缺口”问题，又可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姚 进）

全国人大代表、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如——

“中国制造2025”是从国家层面提出的战略规划，增强了行业发展的信心，将引导中国汽车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自主品牌汽车是有希望的，重要的是坚持。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制，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增加产品中的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同时要加大对技术改造支持力度。要开展基础研究，如材料、芯片、光电、通讯等。

（本报记者 白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