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药品价格改革要放到医保、医疗、医药三方面联动的大改革之中去考虑，要加强统筹，顾及各方面的利益。还要加紧制订药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及办法，开展第三方监控，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药品的利润控制在合理区间，保证行业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黄 鑫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为：

随着云计算、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和物联网的飞速发展，无论是从网民数量、发展速度，还是网络规模和应用方式，我国都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但长期以来，对数据的重视和应用不足、信息化法律缺失、数据安全不足等，已成为制约我国大数据发展的障碍和威胁信息安全的隐患。建议以信息安全立法为突破点,加强我国大数据安全保障和开发利用,迎接大数据时代。 （本报记者 韩秉志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

政府决策需要进行法治化管理。要把行政收费和具有垄断性的公共收费全部纳入法律体系，考虑哪些收费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收费的标准到底多高，是否公开透明、有法可依。行政部门收费项目的金额和去向也需要公开。

（本报记者 金 晶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我国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已成为提供基础诊疗服务的重要基层医疗机构。必须看到当前仍存在部分简单诊疗、保健需求受到社区医疗机构条件所限未能得到满足。同时，我国覆盖范围更广的社会零售药店乃至专业人才等服务资源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方面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消化利用。建议探索以社会零售药房为载体，以家庭医生、医生多点执业制度为保证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引入社会资本，通过开放社会零售药店提供基础、简单医疗服务的限制，引导群众基层就医、分级就医，最终实现推动医疗服务提升和医改深化的目的。

（本报记者 李治国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隆平高科董事长伍跃时：

农村金融改革不能偏离”农“字。当前，一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对象比重失调，对“小而散”的农村金融需求，不愿承担过高的业务成本，缺乏放贷动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本入股受限。建议通过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农村金融服务解决问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普遍建立了扎根农村的销售网络和农技服务网络，熟悉客户的资产、诚信、需求等全面资信，涉足农业金融业务的服务能力优势突出。此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农村金融服务，可以强化企业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提升企业的价值。 （本报记者 常 理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酒钢集团董事长冯杰：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权不可任性”。这句话不光针对政府部门，对企业来说也是一样。对于酒钢这样一个以钢铁为主业的企业来说，在发展转型过程中，除了依法依规、遵章守纪，还要尊重科学规律、产业规律、市场规律。去年酒钢跟所有钢铁企业一样，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幸运的是，酒钢在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谋划多元化发展战略。可以说，当前酒钢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产业的多元化格局。

（本报记者 陈发明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爱华：

建议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在严格监管基础上，支持地方政府组建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中心和民间借贷服务机构，让民间融资在政策引导、政府公共服务、法律财务服务、投资中介服务指导和保护下运作。

（本报记者 吴佳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