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厉以宁、李毅中、陈锡文、林毅夫、杨凯生、常振明、贾康等7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如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等问题，为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出谋划策——

厉以宁委员——

新常态意味新变化新机遇

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和新引擎是什么？

在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看来，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新常态。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实际上包含了3个内容，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传统产业要切实转型升级；三是寻找经济新动力。过去所习惯的靠数量规模扩张、靠投资驱动，已不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今后经济增长靠什么？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的创新精神、创业活动。”厉以宁委员语气稍重地强调。

新常态意味新变化，也意味着新机遇。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要做好“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同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对“一带一路”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这些都为新常态下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指明了方向。

厉以宁委员对此感触颇深。谈到新常态下“一带一路”的发展时，他强调关键是制度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有3个关键点是尤其需要注意的。其一，贸易和投资应并重。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既不是单纯地为了贸易，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投资。而应该是，适合于投资的就投资，适合于开展贸易的就贸易，贸易和投资并重。其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在做好经济带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起到重要作用。其三，加强同沿线国家的合作是应有之义。“各国拿出相互信任和诚意来，‘一带一路’就一定能搞得好。”厉以宁委员的话语掷地有声。

李毅中委员——

防止工业边缘化空心化

对于记者所提出的工业边缘化、空心化的问题，曾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的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表示，工业肩负着我国“两个百年”重任，是服务业的重要基础，要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防止工业边缘化、空心化。

李毅中委员坦言，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国确实存在过脱实向虚的问题，表现在资本转移、生产力要素流出、人才流失、企业效益不够好等方面。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做出了大力支持发展实体经济的决策。这几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上述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政府工作报告里有3个地方提到了实体经济，特别强调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我想这个问题会逐渐得到解决。”李毅中委员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22.8万亿元。但李毅中委员表示，我国工业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有待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工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产业转移、工业企业退城进园等，以促进我国工业健康发展。对此，李毅中委员表示，这些措施都是对工业自身结构的调整，并不能看成是工业的弱化。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两者差距又显著拉大。对此，李毅中委员表示，“第二产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商品，提供了服务对象。第二产业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第三产业并不意味着第二产业的退出，这个关系要处理好。”

李毅中委员还表示，工业占了全社会能耗的70%，也是主要污染源。所以，工业要进一步节能减排，调整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但是，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忽视或放松对工业的重视和投入，以至于使它边缘化，那就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政府工作报告让李毅中委员振奋的是，李克强总理用了很长一段篇幅讲制造业，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体现了中央对工业的重视，对制造业的重视。

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是全面小康的重要任务，也是全面小康的支撑、改善民生的基础。“工业承担着‘两个百年’的重任，工业的主导作用还要充分发挥。”李毅中委员说。

陈锡文委员——

创新试点促农业现代化

推进农业现代化，改革是关键。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为实现这一目标任务，中央一号文件已做了整体部署，并特别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来给实现这些任务提供强大动力。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做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审慎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试点。在改革中，要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农民利益有保障。

针对土地征收、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土地流转等问题，陈锡文委员表示，中央已正式发布文件，在全国选择33个县级单位进行改革试点。这些改革试点要突破某些现行法律条款，国务院已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求，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试点的需要，授权在这33个试点县的范围内，在一定时间内调整这些法律条款的执行。

“通过试点，最后确定暂时突破法律条款，允许这些地方在暂时不实行的3年后进行综合评估，看这种突破是不是更加符合实际需要，是不是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并借此修改现行的法律条款。”陈锡文委员表示，如果综合评估的结果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那就继续恢复实行现在的条款。

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陈锡文委员表示，目前，有关部门在全国开展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工作，包括山东省、安徽省和四川省，这3个省是在全省开展试点，但各地都有比较强的积极性。

“据了解，大概95%以上有农村的县级单位都在开展试点，涉及3.4亿亩的土地，已给农民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种情况下，土地流转也在加速。根据有关部门在2014年6月底统计，全国农村流转的土地经营权总面积大概是3.8亿亩，占到28.8%。把土地部分和全部流转使用的农户接近6000万户，占全部承包农户总量的26%，这一进程正逐步向前推进。”陈锡文委员说。

林毅夫委员——

“对中国增长预期没有调整”

“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没有调整。”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了他的这一判断，此前他曾数次就此公开表述。

林毅夫委员之所以如此坚定，缘于他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经济增长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其基础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林毅夫委员解释道，由于发明成本高、风险大，发达国家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平均每年增长在2%至3%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和产业，成本和风险得以大幅降低，经济增速可能比发达国家高2倍甚至3倍。“就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连续30多年平均每年都有9.7%的增长。”林毅夫委员说。

30多年后，我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林毅夫委员认为，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我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有多大。

他介绍说，日本、新加坡等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20年平均8%至9%的增长。“他们所实现的就代表一种可能，所以说我们是有潜力的。”林毅夫委员认为，这意味着从2008年起，我们仍有实现20年平均8%增长的潜力。但是，由于近年来全球还未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拖累了我国出口，“‘三驾马车’有一驾跑慢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低于8%。”林毅夫委员说。

还有人质疑，我国过去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等中低端产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那么，我们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力？林毅夫委员对此充满信心，“我们当然还有比较优势。”

他所说的比较优势来自于这样几个领域：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的装备制造业，以及电子产业、材料产业、精密仪器等；互联网的新业态，如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快递业务等；绿色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等。“传统加工业则可以转移出去，进而扩大我们的机器设备、中间部件的外销市场。”林毅夫委员认为，借助“一带一路”东风，随着我国加大对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像水泥、钢铁、电解铝这样的产能过剩行业的需求也能有所加大。

“我相信，在新常态之下，我们有实现8%增速的潜力，达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讲的7%左右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林毅夫委员表示，如果我们做得好，会比7%还要高。

杨凯生委员——

唱空中国银行业没道理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提升，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问题受到关注。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表示，虽然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额会增加，但和国际同行业相比，其不良贷款比例仍是偏低的，资产质量水平仍然较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必唱空中国银行业。

据测算，2014年，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大概上升了2500亿元左右。截至去年底，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为1.25%，虽然较前年的1.03%有所提升，但还不算太高。

“英国《银行家》杂志去年曾对全球30家大银行的资产质量进行过统计分析，30家大银行中除去中国的银行，剩下20多家银行的平均不良率是3.96%。因此，与国际同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仍然是偏低的，资产质量水平良好。”杨凯生委员说。

对于将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杨凯生委员认为，这将取决于银行抵御风险、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如何。据介绍，目前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230%，也就是说，每1元钱的不良贷款，现在银行已经准备了2.3元钱来应对不良贷款可能带来的损失。

此外，目前中国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18%，也达到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其中核心资本比率超过10%，这在国际同行中又是领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空中国银行业似乎不必要，唱空中国银行业更没有什么道理。”杨凯生委员强调。

常振明委员——

激发国企活力靠改革

国企一直被诟病效率低下，国企改革也因此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真的不能把效率低下这个词和国企画等号。”身在国企的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列举了一个数字，2014年进入世界500强的国企有92家，这正是国企在全球实力的重要体现。

常振明委员认为，在评价企业效率时，除了看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社会效益，比如高铁、石油、电信主干网、北斗导航、大型运输机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社会影响大、回报期长的特点，就需要国企来完成，可见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随着我国市场化等多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企和民企间将会有自然分工，各有适合的领域。

“中国企业的基因是国企。”常振明委员说，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都是国企，做大、做好和做强国企，也是由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我国国情决定的。

常振明委员并不否认国企存在很多问题。他认为，一类是自身管理问题，要靠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透明的考核机制等方法来解决；一类是体制机制问题，就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如何深化改革、激发国企活力？常振明委员给出了“三招”：政企分开、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推进改革。对此，常振明委员解释说，每家国企的情况千差万别，需要界定其功能。公益型的国企应该更注重社会效益，而竞争型和商业型的国企则应更侧重经济效益，根据它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考核机制和标准。其中，竞争型和商业型国企要严格遵守市场化的淘汰和退出机制。国家也可以根据资本的收益率对国有资本进行优化和配置。

“政企分开，是国家对国企的管理由管资产到管资本。”常振明委员说，资本是有属性的，资产是属于企业法人的，这样可以给企业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国家通过资本纽带来行使管理的权力。

而有序推进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则能挖掘各类资本的潜力和活力。常振明委员指出，采取市场化人才激励约束机制，体现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也十分必要，要尽可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

“我相信，深化国企改革将使企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强，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和动力。”常振明委员说。

贾康委员——

财税改革面临三大任务

“财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场锣鼓’。”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财税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基础和支柱。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后，财税改革方案也是率先获批。

2014年，财税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预算制度改革的力度明显加大，税收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速。此外，继在10个省市开展地方债自发自还试点之后，财政部还探索建立“借、用、还”一体化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

2015年财税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财税改革要继续深化，现在面临3大领域的改革任务。”贾康委员认为，首先是预算改革，要提高预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让老百姓有知情权、质询权、建议权和监督权，这是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领域民主法治建设的切入点。同时，贾康委员提出，必须明确全口径预算，即所有政府财力必须进入预算体系，不准许再有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体系还要有具体合理的形式，今年开始采取3年滚动预算。还要有一些技术的配套，如必须引入权责发生制，各级政府都要编制覆盖表，等等。此外，转移支付方面必须做制度改进方法的优化，如扩大一般转移支付的比重，压缩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等。“不能再要求地方政府给专项资金做资金配套，这容易逼着地方政府在配套上弄虚作假。”贾康委员说。

第二大领域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税制改革。已经推进的“营改增”改革，按照时间表今年要争取全覆盖。“这样更有利于企业专业化细分、公平竞争，配合着结构性减税，推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贾康委员表示，与此同时，资源税、消费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都需要进一步推进。

第三大领域的财税改革任务，涉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怎样理顺事权关系和财力分配关系的问题，完善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

在谈及地方债问题时，贾康委员表示，“针对地方债问题，今年有一套阳光化、非常透明的制度安排。”贾康委员表示，地方债已形成的隐性负债要逐步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要置换成比较长期的、低成本的规范债务，为地方债“开明渠、堵暗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