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经济的成绩单已经出炉。如何看待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出的新亮点？如何破解调结构稳增长中的新问题？2015年经济大势又将走向何方？《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4位专家学者——

“稳”与“优”是经济最大亮点

——访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赵振华

本报记者 陈学慧

在2014年中国经济“年报”发布前不久，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赵振华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中国经济保持自信的三个理由》，在网上引起广泛转发。中国经济有何亮点？如何实现稳增长？《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赵振华。

记者：最新公布的中国经济2014年“成绩单”显示，主要经济指标都在预期之中。您此前撰文指出，虽然我国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但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更不会崩溃，对中国经济依然应该保持充分的自信。请问，中国经济有哪些亮点？

赵振华：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稳”，其次是“优”。

“稳”最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民经济增长“稳”。与2012年和2013年7.7%的经济增长率相比，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依然保持7.4%的中高速增长，连续3年波幅只有0.3个百分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唯一的一次。从各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四个季度分别为7.4%、7.5%、7.3%、7.3%，波幅也只有0.2个百分点也是少有的。

二是物价“稳”。居民消费品价格比上年上涨2%，既没有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自1978年至2013年的35年中，我国有15个年份的CPI在3.5%以上，有4个年份为负增长，也就是说共计有19个年份出现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是经济过热或过冷的表现，而2014年则保持了不冷不热的健康运行特征。

三是就业增加“稳”。就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下降的情况下，我国新增城镇就业人口不仅没有出现减少，相反呈现大幅度增加的趋势，打破了所谓的奥肯定律，创造了中国奇迹。

“优”最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从产业结构来看，三大产业产值增速呈现三二一的特征。从区域结构来看，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快于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人口继续平稳增长，城镇化率平稳提高。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提高。二是高技术产业增长速度快，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记者：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201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一战略举措？如何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良性互动？

赵振华：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增长、质量、效率从哪里来？只能从经济结构调整中来。

一是要辩证认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调结构的前提是稳增长，没有经济的稳定增长就难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利润率攀高的时候，微观经济主体必然没有调结构的动力，在既有的结构下企业仍能获得很高的回报；当国民经济低速增长，企业利润率走低甚至亏损的时候，大量劳动力失业，政府面临着增加就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只有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时候，企业既面临竞争压力，不得不促进技术进步，政府促进就业压力相对降低，才能够形成调结构的政策环境。因此，我们需要在稳增长中调结构，在调整经济结构中实现稳定增长。

二是要有战略定力。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因素，需要拨开迷雾，不为一时一事所困扰，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全局。就稳增长与调结构来看，当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没有突破底限时，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步伐，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换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也是值得的。不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回落就惊慌失措，在宏观调控中搞“大水漫灌强刺激”，为增长而增长。

三是要促进科技创新。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平衡的切入点是科技创新。一方面，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要实现在结构调整中的经济增长，关键是实现科技创新，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培育一大批新兴产业。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没有科技进步和创新就谈不上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实现科技创新需要形成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等协同创新的机制，关键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连接起来，“企业出题目，科研院所给答案”，让企业成为创新的真正主体。

做好调结构稳增长“加法”

——访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

本报记者 祝惠春

2014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已公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张成绩单显示了经济的平稳运行。不过，他提醒，更要关注数据背后反映的信息、趋势和要求。

记者：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GDP增速为7.4%，实现了去年年初确定的“7.5%左右”的预期目标。您对主要经济指标的走势怎么看？

宋立：观察2014年GDP的季度曲线，可以看到一个下行趋势。预计2015年上半年还会下行一段时间，但下半年应该有明显起色。至于公众担心的通缩问题，是否通缩一般依据两个数据：CPI或GDP平减指数。2014年CPI是2%，从这个数据看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了通缩。但看GDP平减指数，2014年按季度看分别是0.48、0.98、1、0.78，出现了低于1的情况，可以说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压力。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流行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经济减速是“结构性”，由于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未来增速不会上去了，或者说很难再上去，宏观调控可以无为而治。另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减速是“周期性”，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经济增速还能再回去。

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增速变缓，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但是周期性因素占的比重要大一些。2014年世界经济除美国外，其他地区复苏缓慢，再加上国内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等变化、改革调整因素等都对经济放缓产生了影响。

预计2015年经济形势总体是乐观的。一是美国经济呈现强势复苏劲头，将形成拉动作用，改变企业家的经济预期和信心。二是国内经济政策已经做出调整。比如预算内投资进度加快，货币政策调低了利率，这些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一般有半年的滞后期，半年后将会显现效应。三是改革红利继续释放。全面深化改革，必将释放出空前程度的改革红利，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动力源泉之一。

2015年要防止年度短期下行演化成趋势性下行，否则要改变就很难了。目前出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的情况，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倒闭的企业必须倒闭，可倒闭可不倒闭的，最好不倒闭，不该倒闭的企业不能倒闭。因为现在是在开放条件下市场竞争，一旦企业倒掉，市场份额就失去了，国际市场份额也丢掉了。

记者：如何看待投资的作用？2015年应在哪些方面加大投资？

宋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意味着财政赤字率要适当提高，货币政策要适当松动。稳增长成今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由于消费和出口短期难以有大的提升，因此，必须发挥好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我国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2015年主要应在3个领域加大投资。首先是与结构调整有关，与创新有关的设备改造。比如一些地方的“机器换人”，按说是企业自己的事，但是在经济低迷期，企业有动力没能力，就需要政府发挥助力作用。再比如，节能环保领域的设备更新改造要加快，政府要发挥主力优势，比如改造验收后给予补贴。还有对企业研发要加大支持。

其次是城乡民生领域，比如学前教育、养老设施、农村饮水、垃圾处理等一些过去有欠账的领域需要补欠账。

再次是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比如农村道路、水利工程、省市之间的“断头路”，城市群里的内部轨道交通等都需要加快建设。

需要强调的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要发挥合力作用。以往调整结构“减法”做得多，2015年结构调整需要“加减法并举”、多做“加法”，把调结构和稳增长有机结合起来。

服务业表现最抢眼

——访国研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来有为

本报记者 孙 璇

在2014中国经济“年报”中，最“抢眼”的当属服务业。服务业有哪些亮点？发展趋势如何？《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来有为。

记者：2014年，第三产业增速明显高于第一、二产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是否已经确立主导态势？带来了哪些趋势性变化？

来有为：2014年，我国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平稳运行，GDP增速符合预期。第三产业贡献了306739亿元的增加值，同比增长8.1%，增速明显高于第一、二产业，这与2013年的发展情况是一样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态势进一步巩固。服务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推动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发生一些趋势性变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中国正从工业经济迈向服务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客观的发展趋势，它标志着社会生产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在快速成长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下，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高，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在我国“三期叠加”大环境下，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对服务业积极进行政策引导，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服务业创新和发展的活力，使服务业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势头。服务业的大发展，将助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我国从工业经济迈向服务经济。

第二，服务业成为带动和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受内外部环境、发展阶段变化等因素影响，我国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下移。尽管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呈持续下行态势，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稳中有升，文化、网络零售、快递、健康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餐饮、住宿、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逐步适应新的发展环境，积极转型，不断提升发展质量。整体而言，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和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第三，服务业今后将长期保持国民经济最大产业和吸纳就业第一主体的地位。2013年，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最大产业和吸纳就业的第一主体。2014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进一步提升，达到了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预计在今后较长的时间段内，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将继续呈上升趋势，产业结构更趋优化合理。

记者：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服务业发展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展望2015年，在新常态下，您认为如何进一步发展服务业？

来有为：从国际竞争力上看，我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服务行业不多，服务贸易逆差的规模不断扩大。从服务能力和发展水平看，我国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方式仍比较粗放，部分行业的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亟须提高，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我国研发设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并不高，对相关产业发展、资源有效配置和价值创造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我国服务业迫切需要提质增效升级。

国务院2014年7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指导意见。

在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当前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行业标准有待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发展不足，企业经营成本持续增加等。建议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促进转型升级。具体包括：积极推进行业标准化建设，发挥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方联动作用，形成较为完备的行业规范、标准体系；加强政府引导，鼓励企业公司化、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鼓励以资金、资源为纽带实施跨区域兼并重组，提高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完善互联网环境下的市场管理机制和市场竞争秩序，规范网络经营行为，促进公平竞争，保障网络消费安全；创新对“轻资产”行业的信贷政策，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鼓励和支持有实力、有品牌的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财政政策应更积极

——访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我国经济2014年的“成绩单”已经出炉，从中既能读出值得欣喜的变化，也能发现令人担忧的问题。2015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错综复杂，该如何看待？又需要创造怎样的财税金融环境助力经济行稳致远？《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记者：目前，2014年全年的经济数据已经出炉，对这份“成绩单”您如何评价？

连平：2014年宏观经济运行在预期的区间之中。虽然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积极的现象也在增多，在结构改善、质量提升等方面有值得注意的变化，如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高，民间投资增速快、效益高，农村收入高于GDP，收入两极分化状况有所改观等。

不过，从2014年的整体情况中，也能看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比较大。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房地产，其投资增速从2013年底的接近20%降至2014年底的10.7%，回落幅度相当大；另一个是出口，我国进出口总值比2013年增长2.3%，未实现年初7.5%的预期目标。

记者：有人认为，2015年我国经济会更困难，金融体系面临的坏账等压力会更大，您怎么看2015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形势？

连平：对于今年中国经济不应悲观，似乎可以谨慎乐观。总体来讲，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错综复杂，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尤其是上半年压力不小。“三驾马车”可能“一升一稳一降”。

“一升”指的是出口回升，随着欧美日经济有所好转，带动国际环境改善，2015年出口有望保持平稳增长，其对GDP的贡献会较高。“一稳”指的是消费平稳，新型消费模式和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将推动消费实际增速保持平稳。“一降”指的是投资回落，但幅度不会太大。受房地产销售回暖和流动性继续宽松等影响，2015年房地产投资可能前低后高。但受产能过剩制约，制造业投资仍将有所放缓，尽管改观推动力度加强，但受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政策收紧、平台融资受限，基建投资增速可能略有回落。

2015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国际环境变化、工业领域通缩及地方债务违约压力等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中国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积极因素，如宏观调控政策空间仍存、改革将释放新红利、经济结构改善和效率提升的趋势将延续等。因此，对于2015年中国经济不应悲观。

记者：面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需要创造怎样的财税金融环境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连平：未来需要有针对性地推出财政货币等方面的政策。财政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应再大一些，其落脚点则是结构性减税。目前，企业税费负担偏高，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力度还不够。同时，政府的赤字可以扩大，赤字扩大不是说政府要花更多的钱，而是扩大赤字为企业减负。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制造业企业来说，进一步减税有助于其加大投资、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从而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好转。

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工具很多，但是当下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组合。目前，大规模使用数量型工具不合适，我国目前货币总量大、杠杆高，不适合大规模的放宽总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只动价格，不动数量同样也会存在问题。因此，在使用价格型工具的同时，也要相应使用数量型的工具适当地加以配合。

随着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打破，资本流出步伐加快，外汇占款增速不断下滑，加之存款保险制度推出，2015年下调准备金率的压力远高于2014年。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此前，在货币市场上已经使用了很多工具，市场利率波动较小。在银行存款市场，虽然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调整存贷比口径等。但存款流失的速度比两次调整存贷比口径的速度还要快，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已经很明朗，此时，适当下调存准可能效果较好。

很多人认为降准只是在释放流动性，事实上更重要的是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目前，银行上缴存款准备金的资金的市场平均成本在3%左右，而存放于央行获得的利率仅为1.6%，资金利率是倒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