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东部公园、国家级主体功能区试点、浙江省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多重身份的叠加，决定了位于钱塘江源头的开化只能走“生态”的路子，担负起“保护”的责任。几十年的坚守，留下了可贵的“绿水青山”，但“金山银山”却还在追求的路上。在“生态保护”大旗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欠发达”小城负重前行的步伐和“青山依旧在，何时经济红”的困惑——

保护成了“紧箍咒”

保“吃饭”，还是保“喝水”，考问着一个小城的发展路径选择

“碧水淙淙入海流，钱江千里是源头。”山清、水秀、林茂、瀑美，在钱江源国家级森林保护区，行人会有画中行的感觉，让人不禁羡慕这里的居民坐拥青山碧水的幸福。但现实却并不美——开化一直处于经济发展缓慢的窘境。

被确定为主体功能区后，开化“生态立县”的决心更加坚定，道路也更加艰难，因为这意味着其经济发展将受到更多限制。眼下，他们就正为一件事发愁：按照生态功能区定位，开化全境限制开发，化工类企业必须搬离，这涉及县里一家化工类支柱企业的整体搬迁，先不说其引发的人员安置、土地置换等衍生问题和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光是15亿元的搬迁费用就难以承受，因此这项工作不得不暂时搁置。而按照生态功能区规划，全县总共需要搬迁开支30亿元。问题来了，谁来承担这笔支出？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在全国率先提出“生态立县”开始，开化一直处于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的两难境地。当年，开化县关停近200家小造纸厂、小水泥厂、小化工厂等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关闭了300多处石煤开采点，将全县30%以上的山林设定为禁止采伐的生态公益林……这让“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开化每年减少税收3000多万元。2001年起，开化成为浙江省欠发达县市。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发展比温州、义乌那边强很多，后来因为发展速度不同等很多原因，结果是我们保住了生态环境，但他们的经济发展超过了我们。近年来，开化的经济排名在浙江省是靠后的，差距没有缩小。”开化县委常委、副县长姜方云说。

可持续发展才能带来可持续保护。开化是浙江水功能区和水环境功能区目标设定最高的县份之一，5条河流中4条被定为Ⅰ、Ⅱ类水质目标。根据规定，从2006年开始，省内八大流域源头区、水环境功能区目标为Ⅰ、Ⅱ类的，禁止新建化工、农药、医药、造纸、制革等项目。这些“红线”在有效改善和保护源头地区生态的同时，也给工业发展念起了“紧箍咒”。

是保上游“吃饭”，还是保下游“喝水”？开化是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少，财政底子薄，要保护好源头地区水生态环境，担子重、压力大。一方面为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必须加快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规划要求加快生态县建设，必须保护好源头生态环境，限制有关产业发展。群众期望、规划目标之间不对等、不协调，单靠开化自身力量难以“把一江清水送出去”。

补偿金“入不敷出”

浙江具备“反哺”能力，但实施生态补偿仍困难重重

浙江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生态补偿制度。针对开化特殊的生态功能定位，为体现生态补偿的政策意图，浙江提出了一系列奖补措施：森林覆盖面积每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省里会给予200万元的奖励，而每减少1个百分点也要倒扣这个数额。这样的力度在全国来说都是很大的，令其他省份羡慕。

但开化对“优厚”的说法并不认同。“现在全县森林面积是269万亩，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增加近3万亩，3万亩的造林成本约为4000万元，仅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讲，200万元的奖补远远不及造林的成本。开化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是80.4%，在这个很大的基数上谋求增量已经很难了。”4000万元投入和200万元奖励之间形成的反差不言而喻。

而对于“I类出境水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给予1000万元的奖励、否则倒扣”的政策，开化很无奈，“增加1个百分点的投入是1亿元，现在定的标准很高，维持已属不易，再提高很难。”显然，现有补偿标准没有得到被补偿方的认可。

据了解，浙江对公益林的补偿标准是每亩27元，但这个标准与实际需要依然差得很远。县林业部门给记者算了笔细账：以当地主材杉木为例，1亩杉木林从种植到成林需20年，按每亩10立方米材积，单价每立方米1000元计算，毛收入10000元，扣除成本5000元，净收入5000元。而公益林补偿金最高每亩27元，20年只有540元收入。这样一比较，“商品”收益是“公益”收益的9倍，严重挫伤了林农保护公益林的积极性。

生态补偿的复杂性还体现在涉及面极广。在开化这样一个县级层面，当记者提出采访需求时，拿到的是包括发改委、财政局、环保局、农业局、水利局、林业局、经信委、城建局、国土局等在内的14个部门的“大名单”。其复杂性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实事求是”更不容易。

作为经济强省，浙江基本具备了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反哺欠发达地区的实力。比起其他生态功能区，开化享受的政策倾斜比其他欠发达省份更多，但由于缺乏完善的机制，依然受制于补偿力度和保护成本之间的不对等。

“生态红利”好牌在哪

补偿的实质是利益的再分配，目的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

在钱江源，记者见到正骑着摩托车巡山的张卫中，他兼职做护林员已经20年了，他现在的任务不再是防止偷伐、盗伐，而是察看火情、虫害。“镇里每年给我们护林员100立方米的采伐指标，基本用不完。”除了护林，他还开了家拥有28张床位的民宿，现在游客大幅增加，每年能为他带来20万元的收入。“过去砍一两年柴的收入，还抵不上现在一个黄金周。”

张卫中的变化在开化林区很普遍。据林业部门的同志介绍，现在林农对林木直接收益的依赖度很低，由于不允许成片砍伐，加上人工费用很高，大家不再靠砍树赚钱了。虽然全县每年有40万立方米的砍伐指标，但一直用不完。

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上环保意识的增强，是生态“红利”释放的前提。在“钱江源头第一村”里秧田村，通往钱江源的公路正在拓宽施工，村支书占启发介绍说，虽然修这段路要拆除十几口鱼塘，还要经过农田，涉及村里每家每户，但征地拆迁并没费太大力气，老百姓非常支持。“大家都明白，不光要风景美，还要路好走，游客才愿意来，所以都支持。”

“各地都在转变发展方式，生态资源成了稀缺资源，是我们释放‘红利’的时候了。我们确信这条路是我们必须走的，而且成果已经开始显现了。”姜方云说。

黄山、婺源、三清山、齐云山……附近的知名景区与开化形成了一条旅游“黄金路线”，尤其开化这样适宜休闲度假的景点，对上海、杭州的游客很有吸引力。旅游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正快速提升，虽然目前对财政的贡献还不明显，但对农民增收贡献不小。

开化正在建设“国家东部公园”，生态建设力度须进一步加大，但政策利好也带来现实问题。2012年，开化县政府负债9亿元，2014年迅速增加为25亿元，而根据规划，整个项目需在生态建设上投资300多亿元。

钱从哪儿来？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是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方案。姜方云提出，发行国债募集社会资金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但目前还没有专门用于生态建设项目的国债。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最为直接和必要，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流域上下游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上游地区提供给下游的是经过努力后的、优于标准的水质，下游地区就应该对上游地区作出的贡献给予适当的补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发展和保护的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