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工业经济正走向一个速度趋缓、结构趋优的“新常态”。这个过程也正是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的阶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三方面带来的问题。面对新挑战，我们要做的是增加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关键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原动力”。

经过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经济面临从高速增长常态到中高速增长常态的阶段性转换。在这种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大背景下，一直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工业，将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新常态下，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及现代化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工业发展步入新阶段

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近两年来工业运行一定程度呈现工业增速趋缓、工业结构趋优新特征，显现出走向工业经济新常态的阶段性变化的迹象。

其一，我国工业增速持续回落，但有逐步趋稳的态势。自2010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长达19.7%后，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2014年前3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降至8.5%。

其二，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回落，而投资结构初步呈现优化态势。近年来，在工业投资明显回落过程中，投资结构呈现优化的态势，比如，制造业投资增长远远高于采矿业投资增长。从制造业内部看，高科技行业投资增长较快，而传统制造业行业投资增速下滑；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保持高速增长，这对企业核心研发能力提升、国内外先进节能节水等技术推广、工业企业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消费需求增速平稳下降，而消费结构开始加快升级。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进一步趋缓，这意味着我国工业产品消费需求增速逐步下降。但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在加快升级。一方面表现为，农村消费继续快速增长、城乡消费差距呈现缩小态势；另一方面表现为，中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快于东部地区、区域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此外，消费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增长较快，已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其四，工业出口增长处于低水平，但呈现“V”型增长和贸易结构优化的态势。近年来，我国贸易方式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工业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远远高于全部工业品出口增长；二是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不断下降；三是贸易主体日益多元化，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逐步提升。另外，中西部出口明显增快，进出口市场分布日趋多元，以上海自贸区、内陆沿边开放为代表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都呈现出贸易结构优化的态势。

其五，服务业产值比例超过工业，工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无论是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看，还是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看，2013年服务业产值比例首次超越工业产值比例，这既在一定程度表明了我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从工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看，高加工度化趋势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工业中的原材料行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中，装备制造业增长迅速；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增速一直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产业化程度不断加快。

其六，东中西部工业区域结构趋向平衡，东部地区工业率先呈现企稳态势。近年来，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正逐步缩小。从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看，2005年以来总体上维持“东慢西快”的格局。虽然总体上2010年以后各地区工业增速普遍出现下降，2011年西部仍比东部高出9.7个百分点，2012年高出4.8个百分点，2013年高出1.6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上看，中、西部地区在原煤、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工业品一直占有优势，近年微型计算机、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品也有不俗表现，表明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不断升级。

其七，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大体保持稳定，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随着工业增速逐渐放缓，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增幅总体有所回落。但2013年后，工业企业盈利能力逐步趋稳，特别是我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这不仅表现在研发投入和科技产出数量方面的大幅提高，更为关键的是，一些重点领域先进和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比如2013年，医药行业1.1类新药临床申报数量不断增加，电子信息行业有55纳米相变存储技术、高性能图像传感器芯片等突破。

增强工业增长新动力

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也正是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该阶段往往是曲折和极富挑战性的。在这一过程中，关键要防止两方面风险，一是“失速风险”。工业增速不能够稳定在现有的水平，而是不断下滑，滑出可以接受的底线，从而诱发经济危机；二是“失调风险”。工业经济结构得不到优化，工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和应对，比如，产能过剩问题不能有效化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难以实现，环境与资源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工业发展方式不能转变，无法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趋势，等等，这最终影响到工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失速风险”，还是“失调风险”，都表明在新的工业发展阶段原有工业增长动力无法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要求。面对“失速风险”，需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例如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型产业；面对“失调风险”，需转化动力机制，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为了避免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危机，我国需要促进工业动力机制转换和培育工业增长新动力。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现阶段制约我国工业增长动力转换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比较多。因此，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就成为新时期我国工业增长动力机制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围绕这个核心，各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积极有序地推进，将为新阶段我国工业发展提供充沛的动力源。

第一，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激发了各类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强化了中国工业创新发展动力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产权基础，极大地调动了市场经济各方创造积极性。长期以来，国有经济在众多重要工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入，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主导这些工业领域，这些领域具有了更加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机制。

第二，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要素市场，能够极大地完善工业发展环境。

第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形成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和合理的税收负担。

第四，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和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拉动力。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结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城镇化对工业增长的拉动力量变得十分重要。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中，工业发展空间巨大。

第五，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倒逼我国工业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为我国工业发展既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又提出了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要求。在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开放经济新格局中，我国工业需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从而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

第六，推进教育、科研等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工业化后期是科研、教育、医疗等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些行业直接关系到民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领域，且大多属于生产性服务行业，对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支撑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这不仅有利于民生保障和改善，还有利于工业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增强工业创新驱动力。

第七，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工业增长和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对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既对工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又为环保和节能产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环保和节能产业将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是新时期我国工业增长重要的支撑。

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我国工业发展的关键任务是提高工业现代化水平，促进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全面深化改革为我国在新时期工业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源，由此揭开了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工业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