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是党的十八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努力方向。文化滋润心田、文化惠及人民的探索不止，创新不断，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因而得以不断丰富和持续提升。

建起来，用起来

——众人拾柴火焰高

当我们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3+2读书荟”里看到程实为书屋捐赠的图书时，才知他已经去世一年多了。这位83岁的老大爷，一辈子看书、爱书，却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中分3次将一生藏书捐赠给公众。而他本人，不过是大邑县敦义村一名普普通通的村民。

“我没有文化，但我把我能找到的书全都拉过来了！”刘兰，一位曾用打工的钱帮助侄子读完大学的下岗女工，深感知识能改变命运。在“3+2读书荟”邛崃馆开馆前夕，她蹬着三轮车，为书屋拉来了满满一车走亲访友收到的图书。

“读书荟”里的图书大部分由社会捐赠而来。这些书除了平日里和活动中供人阅读外，还与当地托管的乡村图书室存书形成互换流动。这里的工作人员、志愿者，每天心中都充满了希望，浑身都洋溢着干劲，他们集思广益、想方设法盘活图书资源，将读书活动办得丰富有趣。

近年来，我国基层文化设施的整体面貌得到显著改善。目前，各地基本实现了“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初步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服务网络。

“硬件”的改善有目共睹。如何挖掘内生动力，让投入的资源运作起来为民所用，成了一个颇费心思的新课题。

四川成都市建立起政府采购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将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交由具备公益性、先进性和专业性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运营，大大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质量和资金使用率。甘肃省在广泛招募文化志愿者的同时建立起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了人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山西省则大力引导群众参加各类文化活动，鼓励他们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随着以管理和服务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软件”建设不断推进，政府、社会、服务群体共同参与的监督管理体系正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也将随之不断提升。

动起来，转起来

——流动服务接地气

去年夏天，记者来到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大陈乡早田坂村时，适逢每月一次的“送书下乡日”，村里搭建起一个临时借阅台，1000多册从衢州江山图书馆运来的书籍整齐地码在上面。村民们陆续赶来，围在台前，“赶集”般翻阅着、挑选着。

村民汪秋仙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书，现场服务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她，“不要着急。”只需填写一张需求调查表，他们下次就会把她需要的书带过来。“我喜欢赶‘书集’。”汪秋仙说，“每次图书馆来的书都有调换，能看到更多的书。”

在当地，如今流动图书馆、流动文化馆、流动电影院、流动博物馆、流动科技馆、流动俱乐部等常年活跃的公共文化流动服务载体，已共同组成了遍布乡村的“文化加油站”，每年有300多万人次受益。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一些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仍然存在区域不均衡、城乡不均衡和群体不均衡的现象。2014年初，文化部起草《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并于3月提交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会议讨论。各地在中央项目的带动下，目前已初步树立起文化公平正义理念，在探索以城带乡、流动式地向农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有了不少新招和高招。

河南省根据自身城镇化人数多、城市流动人口多的特点，利用省财政配送的“流动舞台车”，重点服务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广东流动演出服务网”有效整合全省文化馆、站近2000支文艺表演团队，每年开展流动演出2万余场次。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区农村和地广人稀的边疆民族地区，灵活机动的流动服务已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形式之一。

此外，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也借助数字化得以实现。云南省建起“农文网培学校”1099所，使其成为农村群众获取科技知识的“殿堂”和接受文化教育的课堂。“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则利用互联网、无线WiFi和3G网络，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为广大基层农牧民提供不受时空制约的全天候24小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效破解了基层尤其是偏远牧区共享文化资源受限的难题，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我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现已建成1个共享工程国家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2840个县级支中心、28595个乡镇服务点、60.2万个村服务点，数字资源总量达到136.4TB。

活起来，强起来

——建长效造血机制

尽管已经入冬，但在四川成都市青羊区“妈妈家”文化志愿者服务中心，社区居民练习蜀绣的热情丝毫不减，刺绣的桌台甚至搭到了户外。“妈妈家”中坝社区服务中心运营团队负责人舒畅告诉记者，他们向学员免费提供师资和针、线、剪等材料，“低收入家庭和不方便外出就业的女性，可以到这里来参加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者还可定向领取订单，居家生产，为家庭带来收入。”

作为中国妇基会和四川省妇联共同打造的创新公益项目，“妈妈家”通过政府主导、公益机构协同、公众自我参与和管理的运营模式，目前已生成“造血”机制。

在我国，随着群众学文化、掌握艺术技能、自办文化、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迫切需要进一步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搭建群众参与公共文化的平台；通过平台运作，对多个职能部门的资源进行整合，将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注入其中，在不违背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原则的前提下，探索“输血”到“造血”的功能转变，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出来，进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这样的平台已完成先行先试的经验积累。

平台与机制之外，公共文化服务更多要靠人来完成，人才“造血”需求更为迫切。浙江省重视培养乡土文化能人、文化活动积极分子，动员和鼓励各方面人才特别是有一定专长的人员投身农村文化礼堂建设，通过组织文化活动，使他们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不走的“种子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也将继续加大“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等人才建设计划实施力度。人们有理由相信，“双重造血”机制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将更加充满活力，步伐也将更为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