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的购物狂欢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电子商务的巨大潜力，网购在改变人们消费方式的同时，也带动了物流业和零售业的改革。随着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之相伴的制度变革正悄然发生——

微博、微信促进了运营模式的改革；支付宝、余额宝等网络金融倒逼传统金融体系改革；风能、光伏等分布式发电正推动着电力管理体制的改革；电动汽车的推广，也推动了能源、汽车、电力等领域的改革发展。

我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为紧迫的是“破除制约科研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层次障碍，充分释放改革红利”。面对这一命题，一年来，一系列新政策、新制度、新举措密集出台，有序推进。

11月6日，全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挂牌，上海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也将在年内成立。成立知识产权专业法院，意味着法治将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创新主体有了更加公平的法制环境。

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是依法治国与创新发展的交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部署——“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从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首先选定在北京、上海、广州3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一全新的专业化法院就从政策设计变成了制度现实。“动真格、见真章”，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的最好注解。

科技创新要取得突破，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件”支撑，更需要制度的“软件”保障。有了完善的制度环境，企业就有了辗转腾挪的平台，创新成果就有了“长蘑菇”的土壤。而科技创新也只有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才能点燃发展引擎。

不久前发布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从国家层面对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体系进行了重构——设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立联席会议共同制定议事规则，全链条设计、一体化实施，政府管理项目被专业机构取代。科技计划改革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正带动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科技产出率和创新效能，是改革“清单”中的重要一项。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是科研活动的重要手段和技术基础。

由于管理的条块分割、服务平台不统一，信息缺乏交流，这些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稀缺资源，普遍存在管理水平低、共享程度低、使用效率低的“三低”特征，重复购置、闲置浪费现象突出。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一些中小企业却因无力购买高价研究设备而创新不足。

如何让价值达780亿元的9万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物尽其用”？刚刚获得审议通过的《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作出回应——通过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建立开放的管理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采取第三方评估、激励约束并举的方式，力促其向社会开放。

以“共享”代替“独有”，开放代替封闭，“聚焦”代替“碎片”，专业机构代替政府直接管理……，改革正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推倒束缚创新的藩篱，打通资源流动的渠道，消除科技创新中的一个个“孤岛”。

今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分别修订章程，对院士遴选渠道、增选机制、退出制度进行了改革完善，让院士回归到学术本身，体现了优化学科布局和人才选拔机制的政策方向。

无论从无到有的创举，还是从异化到本真的回归，改革始终遵循的是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规律。

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中科院以“四个率先”打出深化改革大旗，并从研究所分类改革突破，旨在从根本上突破体制机制屏障，开辟“政策特区”和“试验田”，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充分活跃起来，形成创新发展的合力。

一年多来，科技体制改革呈现全面“破冰”态势——宏观层面，顶层设计正在积极推进；中观层面，科研院所和科研活动的组织管理方式正在打破固有模式；微观层面，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和科技评估的积弊正在革除。

改革者进，创新者强。从重点突破到全面启动，从硬约束到软环境，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步伐有力，节奏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