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日，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标志性日子。然而，诚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依然在矢口否认日军侵略的野蛮罪行，依然在执意参拜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亡灵，依然在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依然在藐视历史事实和国际正义，依然在挑战人类良知。”
日本国内否定当年侵略战争的逆流由来已久。作为日本右翼史观的集大成者，由10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将各种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结集出版，书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该书将日本右翼的种种奇谈怪论概括为三个基本观点：日本的对外扩张旨在“维护正当权益”；中日战争的爆发缘于“中国责任”；日本进行的是“道义战争”。正是在这三个基本观点的支持下，形形色色的翻案论调才得以演绎和发挥，对华侵略的历史才被粉饰和歪曲。
回顾往事是痛苦的，然而，日本右翼颠倒是非，极尽侮辱中国人民之能事，一而再、再而三地揭开中国人民心灵深处的创伤，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再次起而抗争，以便还历史一个清白，给世界一个公道。
一、损人利己的“正当权益”论
综观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一部日本不断向中国掠取“权益”的历史。对此，日本右翼一概视为“正当”，并以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为例，声称日本的权益要求，概因日本国土和资源贫乏，需要生存空间。稍微懂得日本扩张史的人都知道，上述言论并不新鲜，几乎贯穿于当年日本对外扩张的全过程。当日本羽翼初丰时，朝鲜被其视为赖以生存的必争之地；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满蒙”被视为日本存亡绝续的“生命线”；当日本染指华北时，华北又成了日本须臾不可或缺的“特殊地带”……直到发动太平洋战争，占据整个东南亚时，日本口中念叨的仍是生存的基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鲸吞的地区几乎是几何级数地翻倍扩大，但为之辩护的理由却始终如一：日本的生存需要。这不能不使人疑惑地问一问：日本的生存所需何日何地才是尽头？
日本右翼声称，“二十一条”要求不过是想巩固既得权益，并非要求什么新的权益。实际上，衡量“二十一条”以及日本对华提出的其他要求是否正当，标准不在于这些要求的“新”或“旧”。日本右翼所说的“既得权益”无非是指近代以来，日本追随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从中国攫取的诸多权益，其不平等性早已为世人所公认。一种既得权益本身就是侵略的产物，企图巩固它的要求又何谈其正当呢？
至于“二十一条”并非要求什么新权益，更是日本右翼的信口雌黄。在日本侵华过程中，“二十一条”之所以声名狼藉，皆因其是巧取豪夺的经典，表现出日本在扩大对华权益上的极度贪婪。翻翻“二十一条”的条款就会发现，日本索取权益的方法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以“既得权益”为依托，将其进一步发展扩大，赋予其新的内容。例如，日本提出要将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期由25年延长为99年。试问，这74年时间差是“既得权益”呢，还是新的索取？第二种索取方法则与“既得权益”根本不搭界，纯属巧立名目的新掠夺，比如山东权益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表示愿将胶州湾租借地等山东权益归还中国。岂料，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出兵山东，随即在“二十一条”中强行索要与其“既得权益”毫无关系的山东权益。第三种是在扩大旧权益，攫取新权益之外，采取“跑马占地”的伎俩，要求为日本今后进一步扩大权益预留席位。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能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事关“满蒙”地区的铁路建设，无论是中国借款自建或是允准他国修建，均需事先征求日本同意；中国在福建地区筹办铁路、矿山及港口等，需要对外借款时，必须首先与日本协商；未经日本同意，中国不得将汉冶萍各矿及周围矿山对外开放……此类非经日本同意，就不得如何如何的规定，在“二十一条”中竟有七八条之多。“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用这句话来形容日本的贪婪，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二十一条”是日本对华扩张的一个里程碑，但绝不是日本对华侵略的起点，更不是对华侵略的全部。从甲午战争到日本投降，类似“二十一条”性质的大大小小的对华“交涉”何止千百，其中没有一次不包含着日本对新权益的追求。唯其如此，日本的在华权益方能一步步由中国的沿海沿边，推进到内陆腹地，方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膨胀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无所不包的庞大权益体系。事实上，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所有日本对华权益要求，一概都是以牺牲中国权益为前提的。日本得到的，就是中国丧失的，日本得到的愈多，中国的损失就愈惨重。这种将本国的利益建立在别国痛苦之上的行为，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正当性可言。
二、颠倒黑白的“中国责任”说
日本右翼为侵华战争翻案的又一个论点是“中国责任”。他们指责说：中国的赤化和北伐直接威胁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的抗日排日激化了中日矛盾；中国试图不通过合法的谈判方式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等等。一句话，中国应对两国交恶和战争负全责。三言两语之下，受害者竟成了罪魁祸首，而加害者却被洗刷得清清白白。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让历史来说话吧。
首先，看看“赤化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在此之前，中国不存在“赤化”问题，但日本仍然侵占了台湾，踏上了“满洲”，夺取了山东权益，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榨取了诸多对华权益。可见，以中国“赤化”为由开脱侵华罪责的说法至少在1921年以前是无法成立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其力量曾几度因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而陷入极度低迷的状况，但这并未减缓日本的侵华步伐，也未妨碍日本将其侵略锋芒指向那些坚决反共的政权。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奉行彻底的反共政策，但日本仍然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武力阻止南京政府统一中国。奉系军阀张作霖坐镇北京时期，冲击苏联领事馆，捕杀中共领袖李大钊，反对“赤化”的立场不可谓不坚定，而日本为侵吞“满洲”，照样将其炸死在皇姑屯。对日本来说，不管是满清王朝、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无论他们与“赤化”是否沾边，中国都无法避免成为日本扩张的对象。所谓“赤化”问题，不过是日本大大小小的侵略借口中的一个，即便没有这个借口，日本也会炮制出其他五花八门的借口。
其次，日本右翼推卸战争罪责的又一说法是“中国抗日排日”。不错，自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连绵不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日的比重越来越大，及至八年全国抗战，抗日成为中国人民全力以赴的重中之重。然而，中国的抗日绝不是无事生非，而是源于日本的侵华。近代以前中国为什么不抗日，因为日本尚蛰伏在自己的列岛上。中国的抗日始于甲午战争，皆因日本夺台湾，占澎湖，割辽东，迫订《马关条约》，向中国开了刀。此后，日本侵华步步扩大，中国抗日浪潮亦不断高涨，直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如果日本不侵华，何来中国抗日？一部中日两国对立的历史，就是日本肆虐在前，中国反抗在后的历史。如此清晰的因果关系，日本右翼却有意混淆，这已经不是缺乏历史常识所能解释的了，只能理解为心怀叵测。
再次，关于外交谈判问题。日本右翼声称，中国不遵循外交谈判渠道解决两国矛盾的行为，是造成中日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然提到外交谈判问题，并将其上升到战争责任归属的高度去认识，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是谁在破坏“游戏规则”。
随便打开一本日本出版的外交史著作，其中关于“双重外交”的内容比比皆是。所谓“双重外交”，指的就是日本军队在对外交往中扮演的霸王角色。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就是一部日本对华恫吓、欺诈乃至兵戎相向的历史。在中日交涉中，中国一度抱着公理战胜强权的侥幸，近乎屈辱地希冀通过外交谈判来改善自己国家的悲惨处境。但结果是屡谈屡败、愈谈愈糟。1919年凡尔赛和会上，日本执意将中国排斥于山东问题的讨论之外，似乎山东问题与中国无关，继而又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要挟，迫使和会承认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期望用谈判的方式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攫取的各项主权。岂料想，中国的外交努力刚刚展开，日本即展开强力狙击，甚至用武力鲸吞了整个东北，将中国经由外交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期望化为泡影。面对日本的霸道行径，中国期望国联来约束日本的侵略，将东北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况。但是日本置中国的外交努力和国际社会斡旋于不顾，悍然成立伪“满洲国”，并干脆宣布退出国联，明白表示了拒绝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立场。“谈判”不止于此：淞沪停战谈判，把中国在上海的驻军权给“谈”掉了；《塘沽协定》谈判，冀东被“谈”成了“非武装地区”；《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谈判，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被“谈”出了冀察，华北被“谈”成了“特殊地带”。谈来谈去，日本的权益与日俱增，中国的主权日趋萎缩。
时至今日，日本右翼还要为中国指出一条经由谈判收回国权的“光明大道”，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三、混淆是非的“道义战争”观
“日本在日中战争中到底寻求什么？不是占有中国的国土，不是要统治中国……日本最大的愿望是建设一个安定统一的中国。”日本右翼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自问自答，将当年的那场侵略战争描绘为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道义战争”。
首先看看日本是如何对待中国统一的。1928年，蒋介石南京政府为统一北方开始二次北伐，执意阻挠中国统一的日本出兵山东，横亘在国民党军的推进道路上，制造了“济南惨案”。当国民党军绕道北上平津地区时，恼怒的日本政府双管齐下，一面警告南京：“如其祸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将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一面威胁张学良：“如不听劝告，与暴戾的南方妥协，为维护我既得权益，将不得不采取必要行动”。此后两年多一点，日本就将东北强行肢解出去。此后，日本又大搞“华北分离运动”，将南京政府在华北的主权削弱到名存实亡的地步。这就是日本所希望的中国统一？
其次再看看日本是否真的希望中国安定。毋庸讳言，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始终处于动乱之中，内忧外患是两个基本原因，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日本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年中国最大的内乱是连年的军阀混战，表面上看这是中国人自己在争斗，可各派军阀背后都有日本军事顾问在发挥作用。1922年7月27日，日本内阁的一份文件曾就其军事顾问的作用做了如下概述：“列籍我参谋本部的现役军人……到处担任军事顾问。这些顾问与驻在中国各地的我参谋本部的特务机关进行联系，与内地参谋本部、陆军省遥相呼应”，“中国是个政变无常的国家，……每次政变之时，必有我顾问活跃其间”。中国人民忘不了这些顾问的大名，不是由于他们有功于中国的“安定”，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内乱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对内忧而言，外患对中国安定的危害尤其剧烈，来自东邻日本的侵略成了最大的外患。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侵华行动的间隔越来越短、密度越来越大，各种“事变”接踵而至，中国在日本一浪接一浪的侵略波涛中剧烈动荡。
为了维护“道义战争”的论点，日本右翼竭力否定侵华战争中的种种暴行。然而，恰恰是日本侵略者的种种兽行对“道义战争”作了最直观的注释。1925年，为了限制战争中的野蛮行为，世界各国在日内瓦签订了禁止使用生化武器协定。日本一面假惺惺地在协定上签字画押，一面加紧生化武器的研制。自1933年开始，日本先后在中国的哈尔滨、北平、南京、广州组建细菌战部队，并将细菌战推向中国战场的各个地区。与对华细菌战齐名的是对华化学战，后者的实施在时间、空间及次数上都较前者更甚。至今仍遗留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化学武器，即是日本当年在华实施化学战的铁证。据战后不久美军调查组的初步统计，1937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次数为1312次。近年来，随着相关调查研究的进展，这个保守的数字也一再被突破。除了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日军的大规模屠杀更是侵华战争中的一种常态。虽然日军从事细菌战、化学战和大屠杀的罪证在日本战败时被大量销毁，真相已无法全部还原，但目前掌握的冰山一角，已足以显示日本侵略军是何等暴虐和野蛮，充分证明当年东京审判所定的“反人道罪”是何等恰如其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民的创伤尚未愈合，日本右翼的挑衅却愈演愈烈。中国人民从来不想挑起争斗，但也绝不缺乏抗争的勇气。如果日本右翼坚持要给那场战争戴上一顶“道义”的桂冠，那么，他们就是在向中国人民发出新的挑战。习近平主席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指出：“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