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述近来引发国际社会的持续热议。日前，《经济日报》记者就相关话题专访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

记者：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洪平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政策制定者与经济学界的共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从经济增长、宏观政策和经济结构性变化3个方面解读。一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结束，经济增速降至7%左右。二是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以稳为主，不采取刺激政策，不增加信贷规模，而是靠深化改革释放增长动力，减少审批程序，减税，给企业松绑、使企业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等推动经济发展。这不是短期的变化或者调整，而是整个大方向上的转变。三是中国经济与过去相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如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对外贸易与内需之间的关系，而非周期性变化。

“新常态”首先是一种“新出现”的经济现象，“新态”能否最终成为“常态”，需要时间证明。“常态”还有一个含义，就是稳态，经济增长忽高忽低地波动就不是常态。这种新的平衡状态起码持续10年以上才能称其为常态。中国经济目前在结构上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较为突出的问题，例如地方与企业债务上升快，企业债务占比偏高。当然，不少国家都存在这些问题，过去3年，新兴经济体债务GDP占比已经超过发达国家。 

记者：如何适应新常态，使经济在新的速度下平衡持续地发展？

洪平凡：虽然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从概念上接受，但是，不能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能否保持新常态，也就是在中高增速背景下的平衡与协调发展，需要各级政府、行业与企业决策层实事求是地制定目标。中国经济对宏观政策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对改革期待很多。

中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落实的阻力，包括既得利益集团，国企在能源、金融、电信、矿产等行业的垄断，跨国公司对某些产品的垄断等，都会影响资源实现最优配置，阻碍创新与经济整体发展。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率。中国过去那种投资率过高、消费偏低的格局需要调整，但是，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投资而非消费决定的。如果目前消费增长过快，必然牺牲未来的消费。投资应以市场为导向，是内在生态的创新，需要宏观政策配合。企业选择投资方向，政府出台激励投资效率的政策。美国也有政策干预与政策导向，行之有效的措施是退税，减少营业税，在刺激消费上则是给予直接补贴。

近30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所有国家实现长期增长均由投资决定，投资与增长正相关。美国经济并非单纯地由消费带动，其GDP增速低，主要原因是投资比率低。  

记者：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已经开始，如何适应来自外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

洪平凡：2014年世界经济整体表现不太理想。美国经济第一、二季度GDP波动很大，日本经济失速，欧盟大国出现零增长、负增长，新兴经济体巴西也陷入衰退。当前大国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地缘政治因素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较大，是中国适应经济新常态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1980年至2010年间，国家间的冲突较少，对全球经济影响不大。“阿拉伯之春”以来，中等收入国家包括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如利比亚、埃及先后出现动乱，这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目前的乌克兰危机，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卷土重来等，是长期性的区域性问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目前国际环境存在的不确定因素比过去20多年都要高，这是由于中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也在增加，更易受到外部形势影响。

另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仅中国国民需要改变观念，外国企业和投资者也需要重新调整心态。但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企业或投资者认为，中国经济还会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轨道，因而对中国经济的“期望值”很高。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一是让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事实改变他们的观念。另外，可以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平台传递释放信息，调整他国的期望值。

中国在宏观政策上，需要综合考虑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又要考虑决策灵活度，不过分强调需求驱动，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一是在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同时，不能失速太多。二是宏观政策保持灵活性，在外部形势变化时，及时做好政策调整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