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圈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目前，我国已经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其区位发展优势突出，完全具备成长为世界级大都市圈的潜力。当然，我国大都市圈发展还面临许多现实难题，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顶层设计，着眼长远，循序推进

（一）

包括都市在内的城市，作为一大文明成果，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寄托着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现实梦想。应该说，从城市出现的那一刻起，到城市里生活，成为城里人，就是人们孜孜不倦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据悉，最早出现的城市距离今天已有万年之久。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城市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王冠上的宝石。在我国古代，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城市，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从繁华程度上看，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城市相比，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以及城市化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是与工业化紧密相连的。工业化从根本上重塑了城市的内涵和形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城市化的起步则比西方工业化国家晚了100多年，工业化落伍是中国现代城市落伍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回顾全球的城市发展历史，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历史，并且要找出一个词来概括城市的本质特征，在我看来，是“聚集”。如果还可以再增加一个词，那么我会选择“组织化”。我以为，这两个词既能够解释城市的活力和吸引力所在，也能够解释城市为人诟病之处。从聚集的角度看，正是通过人口以及人类活动在城市这个相对狭小空间的聚集，人们才可以享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带来的各种正收益，这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仅对经济活动和产业布局具有积极意义，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和供给成本的降低、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合理化同样也具有积极影响。

甘蔗没有两头甜。同时，也正是因为聚集，人们不得不承受交通拥堵、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超负荷等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对城市发展来讲，仅仅做到规模上、数量上、范围上的聚集还不够，城市还需要良好的组织。无论是在不同产业之间、在社会各部门之间，还是在空间形态和内在功能上，都需要良好的组织。有了良好的组织，可以减少城市因为人口及其各类活动聚集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良好的组织，这种负面影响不仅得不到有效解决，还会不断加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这两方面都有切身的感受。

（二）

从一个个城市到一个个大都市圈，是城市化发展的自然进程，也是城市化高级阶段的产物。在大都市圈中，聚集和组织已经超出了单一城市的人口、产业、社会活动和治理的范畴，而是以不同规模、不同特点、不同功能的城市为单位在更大空间和更深层次的融合式进行。正如城市给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动力和活力一样，大都市圈则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和优化了国家各类资源，推动国家发展活力和竞争力上升到新水平。

众所周知，目前，全球已经形成了多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巨型都市圈，包括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华盛顿都市圈、五大湖都市圈；日本的东京都市圈；英国的伦敦都市圈；法国的大巴黎地区等；除此之外，荷兰的兰斯塔德都市圈、德国的莱茵—鲁尔都市圈等也很著名。这些都市圈以一个或若干个大城市为核心，形成了经济和社会活动活跃、功能互补性强的空间圈层结构，成为所属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中心和竞争高地，并较大程度地缓解了单一城市人口、资源与人类活动过度聚集而导致的各类城市病。

中国永远要做一个学习大国。这同样受用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大都市圈发展上。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是后来者，先进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有借鉴意义。虽然我国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地理气候、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但各国人民追求美好城市生活的愿望是相同的。具体而言，人们都希望大都市圈在创造物质繁荣的同时，能够更加兼顾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社会的公平正义、城市治理的井井有条，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增强人们的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形成和成长、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城市对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有客观规律可依循。向这方面的先进国家学习得对、学习得好，我们就可以少花代价、少走弯路。

（三）

在过去30多年里，我国经历了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3.73%。考虑到我国的人口规模，我们把过去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确实是一点也不夸张。正是基于这样大规模的城镇化，目前我国已经形成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3个超大规模的都市圈，此外还形成了大大小小10余个规模相对较小的都市圈。在这三大都市圈及其周边地区，聚集了上亿人口。这三大都市圈集中了所在区域90%以上的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区位发展优势，具备成长为世界级大都市圈的潜力。

从世界级大都市圈发展的要求来看，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既面临一些现实难题，也有不少有利条件。就难题而言，不仅表现为严峻的资源约束和生态环境恶化，也表现为行政手段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干预和约束，以及当前发展阶段所设定的资金、人力、技术、经验、管理等因素限制，这一切都对城镇化进程管理和大都市圈治理形成了较大的约束。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的有利条件。首先，从制度上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并突出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各项改革举措密集出台，在财政、土地、户籍、人口、社会保障、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制度突破，都有利于大都市圈发展。其次，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没有改变，虽然目前我国经济遇到了一些压力，但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正在主动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这一切无疑会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无疑会为新型城镇化和大都市圈发展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第三，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尤其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改善，为大都市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硬件和软件支撑。第四，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出和树立起科学发展理念，加强了同国外的相关经验交流，深化了对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认识，这为我们提高大都市圈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正是综合考虑了各种有利因素和现实难题，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大都市圈发展任重道远，需要各方面坚持不懈地付出艰辛努力。我们要发扬钉钉子精神，稳扎稳打地推进大都市圈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科学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既要让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各类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和组合，激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也需要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完善顶层设计，着眼长远，克服各种市场失灵，着重做好大都市圈发展规划，以交通为切入点完善支撑都市圈发展的基础设施体系，通过制度改革打破行政边界对资源要素流动的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