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内心保有家国的情怀和胸襟，才能对民族文化有着更深刻的自觉和自省

抗战十四年，国难危急，中华民族经受巨大考验，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共御外侮。抗日战争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觉醒的重要转折枢纽。而一个民族的复兴与觉醒既包括对国家的独立、富强的追求，同时也蕴含着对本民族文化的复兴与自觉。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不仅妄图侵占中国，更试图摧毁中华民族文化根基，亡国灭种的危机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文化自觉意识。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轰炸南开大学、火烧东方图书馆、盗取中国文物、实施奴化教育等种种摧残中国文化的恶行，极大地激起了国人捍卫民族文化独立及民族自存的意识。中国历史学家萧一山指出：“民族的特质，就是文化”，“数百年来，用文化的力量，融合了几百个民族，才成就了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伟大民族。”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也提出，国人应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持一份“温情与敬意”，中华民族立命安身于本民族文化之中，中国便绝不会灭亡，中华民族也便有强盛之日。

在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推动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被不断发掘和整理，成为激励国人团结一致、浴血抗战的重要精神动力，诸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等传统训诫，不再是关乎个人道德操守的戒律，而是成为辨别“忠奸的尺度”，一向注重内省的传统道德，转变成为抗战御侮背景下的共同道德标准。“何以利吾国”的疑问也成为文化自觉意识下，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焦虑。傅斯年正是以“书生何以报国”之志，写成《东北史纲》一书驳斥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

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也注重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着一份珍贵的遗产”，同时号召广大党员“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正是在这一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文艺“民族形式”及学术“中国化”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不仅吸收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更要创造有“中国气派”、“中国特性”的新的文化民族形式，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能够担负起“提高民族意识”、“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提高中国的新的文化”、“配合建设新中国的事业”的任务。

时至今日，距离抗战胜利已近七十个春秋，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抗战时国人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若对今人有所借鉴意义，那就是只有内心保有家国的情怀，以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胸襟，才能对民族文化有着更深刻的自觉和自省，才能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