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上海2040战略专题系列研讨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说，中国城市发展出现“贵族化”倾向，使得大城市容纳流动人口的低成本空间越来越缺乏，人口流动、定居门槛越来越高。这种倾向，对于城镇化中人口合理地向大中城市聚集，起到了负面作用。

不同类型的城市采取差别化的进入政策，原本也符合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毕竟，像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城市，确有必要采用行政、经济手段约束人口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中城市就可以随意抬高门槛，肆意挤压进城农民的生存空间，甚至普遍出现“贵族化”的发展倾向。

其一，很多大中城市仍热衷于以地产拉动城市升级，追求城市表面的光鲜。在城市面貌取得“一日千里”发展的同时，也人为抬高了房价。而高昂的商业物业成本，以及住宅租售价格，使得进城创业、就业的低收入群体越来越难以安居乐业。不仅滋生大量的“房奴”，加剧进城民众的负面情绪，也不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壮大。

其二，城市建设标准的提高，让曾经容纳大批低收入群体的老旧小区等建筑逐渐消失，进城农民、寻求就业的大学生等群体，越来越难找到一处廉价的“落脚之地”作为过渡。而这样的“过渡之地”，不仅可作为青年等创业、居留的起步之地，也能够在宜业宜居的过程中，推动城市合理科学发展。

城市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建筑外表的光鲜上、居民人群的“中产”、高端上，而且应该体现在给各个层级的人群以平等的发展机会。从结构上，应该接纳不同层次的群体就业并宜居创业；从门槛上，也应该尊重居住地自由选择的权利，并在流动迁徙中实现个体的价值。

眼下需要做的不是无视、漠视，更不是人为抬高大中城市的门槛，造就一个“贵族化”的城市，而是应该将这些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乡村移民构成的城市角落纳入公共管理的视野。同时，还要降低城市的进入门槛，普遍覆盖公共服务，让移民有机会融入当地社会，共同托起一个个繁荣的城市。

因此，既要落脚，更要融入，城市化不能建立在“贵族化”的路径之上，那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否则，城市化的结果，就只能是在造就大量回不去故乡，却不得不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化人群。

（原载于7月1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