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评论家”的头衔当做赚钱的工具，把自己的话语权和名声当成待价而沽的商品，媚得一些人的青睐，但出卖的是自己的良心，毁掉的是自己的声誉

这一年，有些场子散了，比如劳民伤财的文艺晚会；有些场子冷了，比如推杯换盏的饭局。但有些不大被老百姓关注、没形成社会热点的场子一如从前，此起彼伏，比如本文要拿出来说事的这种。

一段时间以来，做台节目、出本书、拍部电影或电视剧，有关单位和个人都少不了随之跟进个研讨会或座谈会，大张旗鼓，宾客盈门；高谈阔论，四处刊登。“精神产品”不断出笼，此类“场子”不断涌现，而名见经传、上得台面的文艺评论家就那么十几二十个人，供不应求，所以当下中国文艺界便形成了一个评论家“赶场子”的文化现象。

赶场子过去是指到一个地方玩，后来就成人们常说的“走穴”。一些具有某种才艺的人，为了讨生活，不停地从一个场子赶往另一个场子，从一个舞台跳到另外一个舞台。就像歌星杜德伟唱得一样：“场子热了谁都不要躲，干脆假戏真做……”（《脱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场子说白了就是圈子，一个相对固定的圈子，一个无组织的组织。以北京为例，几个圆头圆脸的评论家几乎是“场场赶会会到，一回不到不热闹”。这也不能怨他们，主办方盛情邀请，要求名家“一个都不能少”；现场效果如何没人太在乎，只在乎个排场、气场、人场，因为都是台面上要“脸面”的人。

上午场接下午场，岁未年头加倍忙。有好事者算了一下，那些年逾半百、花甲、古稀的评论家，即便每天不吃不喝不拉不睡，要一一看完接踵而至的大部头、鸿篇巨制（电视剧一般都在30集以上），那也是不可能的。只能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所以在场子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名家毕竟是名家，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有时见一落叶而描漫天秋风，有时描一渍汁而波推四海。一通侃侃而谈，几堆客套老话，最后还是厚厚“红包”惹人爱，收入囊中乐开怀。

场子是局，局是利益共同体。文艺研讨会之类充其量算个小局，众多的科研成果鉴定会、各类作品评奖会，那才叫雾里看花，真假难辨。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说人家都是“赶场子、撑面子、捞票子”。评论家曾庆瑞因拍案而起痛批赵本山制作的电视剧是“伪现实主义”而名声大噪，每次听他的发言觉得还是“言之有物、受益匪浅”；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文艺评论家雷达，也给人留下了“不随声附和他人，是好说好，是差说差”的品行。但是，多数研讨会和座谈会图形式、走过场是个不争的事实。笔者的一位制片人朋友拍了一部纪录片，未公映之前，真心诚意把北京有头有脸的评论家悉数请来，真心诚意地想听听他们中肯的、建设性的、有深度的意见，以便对片子再做一次加工和修改。没承想，多位“大腕”的表现令他大失所望，也就是他从他们的发言中没有受到多大启发，感觉他们似乎没有认真观看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拍出来的东西。后来，这位朋友无奈之下又在社会上邀请了5位年轻的学者，这才获得了一些他所需要的“说到点子上”的意见和建议。

5月底，笔者去旁听一个电视剧纪录片研讨会，到会评论家一个接一个发言，总的感觉是：不无溢美之词，却乏真知灼见。有两种可能：一是该剧拍得不怎么样，评论家东拉西扯、云里雾里说些好话纯粹为了应付差事；二是这些文艺评论界的大V，三天两头出现在各种公众场所，压根就没有时间认真观看和研究这部纪录片，仅仅是临场发挥而已。

文艺评论是一件很庄严很严肃的事情，“评论家”这几个字是一个神圣的称谓。能成名成家，说白了是观众和读者认可的结果，能做意见领袖，更是因为其担起了文艺批评的社会责任。若把“评论家”的帽子当做赚钱的工具，把自己的话语权和名声当成待价而沽的商品，写作“为稻粱谋”，虽能如夜莺歌唱般中得一些人下怀，媚得一些人的青睐，但出卖的是自己的良心，毁掉的是自己的声誉。倘若评论家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也罢，但误导观众和读者的行为，却似明星虚假代言一般，搅浑了原本应该清澈的文艺池塘，助长了浓厚的功利气息，最终失去观众和读者的信任。为了五斗米折腰乃至违心说假话，文人的气节和风骨哪儿去了？！

文艺的最根本职能是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评论界几年甚至十几年周而复始地形成这样一种场子文化、圈子文化、化钱文化，于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何益？于构建一个民族审美思维的良好氛围何益？不如也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