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阳光灿烂，人流如织。来参加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典礼，看着何其芳曾经动情歌唱的这些少男少女，身着学位服拍照嬉闹，不由得想起“我的大学”。

1978年的8月，当时是煤矿工人的我，得到一个喜出望外的消息：被郑州大学中文系录取了！我1973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一年后当了煤矿工人。虽然每月有数十元的固定工资（这在当时是不算少的收入），但矿工的生活甚至比知青更艰苦。在一家地方煤矿干了将近5年，三班倒地在地下几百米深处掘井、采煤、开煤溜子、维修机电设备。说来有趣，离开这家煤矿十年后，有一年回去看看，遇见一位当年的工友。此人老实得近于木讷，已是明显地老了。在矿区碰见了我，他竟然还习惯性地打招呼：“上几点？”——问我上三班倒中的哪个班？我忍住笑，回答说：“上四点。”——下午四点上班，下到矿井干活，晚上十二点下班，出井后洗澡、吃饭，躺到床上一般是凌晨一点多了。然而，我一个坚定但并不清晰的人生目标，就是希望能与书本、知识打交道。但希望在哪里呢？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有过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我也努力过，却没有成功。

当然，对于我这样的知青群体来说，更切身、更直接的变化，就是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在工厂矿山待了这么多年的历届知青，包括当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多少人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如今提起“77、78级”，人们还是唏嘘不已，感慨于他们的坎坷，感慨于他们当年的扎实读书、钻研思考（因为这来得太不容易了），感慨于他们后来大面积的事业有成，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这当然是人生阅历和读书思考的必然收获）。我很幸运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当然，“77、78级”这一代人（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虽然是两届，但实际入学时间只差半年）如今大都50多岁或年龄更大，职业生涯将要结束，将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了。

30年前的一个矿工，一个“煤黑子”——这是当地老百姓对矿工的俗称，听起来很亲切；矿工们自己则是自嘲——后来读了大学，读了复旦大学的博士学位，自己成了大学教授，这种反差难道不大吗？在绿草成茵、花树满园的大学里，看着那些有点慵懒的大二、大三学生，我有时会奇怪地回想到30年前的一幕。一次，几个仍在农村插队的知青朋友到矿上来看我，一直在矿井出口处等我下班。当看到我戴着矿帽，提着矿灯走出井口时，他们都惊呆了！后来，他们告诉我，当时我全身上下，除了眼白和冲他们笑时露出的牙齿外，全被黑煤覆盖着，分不清什么地方是工作服，什么地方是皮肤。我这个经历，曾被妻子用来教育儿子，被亲戚们拿来启发他们的下一代，甚至现在还有同事拿来激励自己儿子好好读书——不过，效果也并不明显。

个人能力再强，也是不可能大于时代的。回头想想，从矿工到教授，起作用的固然有个人的坚持和努力，有个人在某个领域的兴趣与天资，但决定性的则无疑是一个时代、一种理念、一项制度、一种价值观给人带来和提供的可能性、机遇和激励。

同学们还沉浸在毕业的兴奋之中，不时有高抛学位帽拍照的欢呼。他们当然也清楚，早已不是我们这些父辈80年代初毕业季的就业形势了，大学生研究生完全不是稀缺资源了，他们之中找到可心工作者的欢笑会多一些。（还是不由自主的对比：1982年毕业时，我们这届同学或机关，或媒体，或学校，就业是分配派遣，甚至还可以挑选一下。大家也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15日前报到可拿到当月全月工资，15日之后哪怕是31日，也可以拿到半月工资。报到时果然如此。）

不过，如同西谚所言，Time works（“时间解决一切”），他们的路要靠自己走，自己也会去走，也必定走得出来，这不必怀疑。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飞到四方八面去吧，像一阵微风，或者一片阳光……”